戴锦华×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

今天的主题是女性作为一种处境。我们在场的女生，首先要为在场的男士们献上掌声，感谢他们对女性处境的关注。接下来，请热烈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的人文特聘教授戴景华老师和纪录片导演周逸军老师。现在，嘉宾主持人周逸军老师，请您开始吧！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回想这几天在这个舞台上的讲座，或许会意识到，我和戴老师在这次活动中探讨了女性议题的政治正确性。显然，这是一种玩笑，我们并不喜欢过于形式化的政治正确。女性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尤其显得更加重要，甚至出现了些许压迫感。我曾经要组织一次关于女性话题的访谈节目，出于公平考虑，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男嘉宾。然而，发出的邀请却遭到全数拒绝。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女性面临不同的困境，但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女性议题的压迫感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请教戴老师，当我们讨论“女性是一种处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什么样的处境。最近看到这句话时，我感到了一种共鸣。这是从上野千赫子的书中摘录的。不同国家、不同代际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显然是不同的，因此我想在讨论中，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差异。戴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注意到许多男性可能选择暂时不参与，而我们的四位女嘉宾则自在地展开了讨论。提到女性的处境，我首先想起西蒙娜·鲍娃的观点，她指出女性并非生而为女性。其实，无论我们用何种方法描述男性和女性，性别始终是一个文化的建构。女性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往往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因此，谈及“女性是一种处境”，可能意味着她们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实体或身份。

近年来，为什么上野千赫子会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这可能与女性在当今社会越发提升的自觉性有关。在经历了相对的社会富裕后，许多女性逐渐不再为物质而挣扎，而是开始关注自己的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女性在与男性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奋斗，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我们不仅仅想要过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更希望仔细审视自己的选择与处境。

在之前与《理想国》编辑的交流中，他们希望我分享我是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其实，我们更想探讨的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开始关注女性议题，以及怎样审视作为女性的生活。尽管我在这方面已经回答了很多次，我依然认为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力量，它告诉我，这并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无数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

女性主义还教会我如何平视身边的男性，而不是将他们神化。许多时候，我们对男性的期待过高，而忽视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明白这一点后，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我们所有人都在为生存和奋斗而努力。

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更好地与自己相处。当你开始学会接受自己，你会真正发现自己个性的强项与弱点。这不是关于你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怎样，或是你作为女性缺失了什么。对于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无论性别，归根结底，我们都在经历着类似的旅程。戴老师在我们刚刚的后台谈话中提到，他希望我们能讨论一些其他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可能在我们日常交流中被讨论的频率低于其他主题。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讨论这一话题时，确实有一些未被照亮的角落等待审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可以说是比较后知后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厌女，反而是较为忽视这个身份。在学习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不能与男生竞争学习成绩。工作后，作为一名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忽视性别这一点。虽然他人会关注到我的性别，但在工作中我更关注的是我的专业能力。因此，直到很晚，我才真正接触到所谓的女性主义这个词。大约在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剑桥读书时，有位年轻的法国女孩子跟我聊起女性主义的相关问题，她愤怒地告诉我，竟然不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她的愤怒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概念的缺乏了解，而她的讨论让我受益良多。后来，我还观看了西蒙娜·波伏娃在1975年上电视的影像，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节目中，她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念，与男主持人展开了一场平等的对话。波伏娃在这一过程中，传递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但作为女性，我们总会面对各种不同的处境，包括职业、家庭以及孩子等方面。

在这条成长的路上，我逐渐意识到，身为女性，我们的性别经验就像是被占领区的平民，他们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实际生活中却时时面临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在谈论时都会感到羞愧，然而这种感觉却又格外强烈。比如，在公共场合，虽然你可能并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服饰、仪态以及私生活等方面，男性常常会对你施加指导性意见。他们会告诉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女人，这种话语里的善意，实际上往往会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痛苦。

这个问题其实我时常思考。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胸针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当一个女性在社会中表达出她想要的东西并不是社会普遍认为的那些，比如结婚和生孩子时，常常会引发他人的困惑与恐惧。他们会觉得这个女性无法被定义，似乎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女性欲望的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比如，您之前和很多人在不同场合讨论过《木兰诗》的问题。花木兰披上男性的外衣，进入男性的领域，才得以出人头地，实现平等。在我读《木兰诗》时，有一句话让我特别关注，就是她打完仗回来后，可汗问她所欲，而木兰却回答说：“愿持千里足，送而换故乡。”这里提到的其实是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欲望，木兰并不渴望封书立传的功名，她只想回家。我觉得这一点揭示了她内心深处的愿望。

许多年轻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相似的困境：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却常常被要求出入家庭。她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甚至有时候希望父母更关注她们的职业进展，而非婚姻和生子。对此，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工作、结婚、生子，但是许多选择并非完全出自我的主动意识，而是随时间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回头来看，我在思考，这些愿望究竟是我内心真实的渴望，还是受到社会的教化而形成的。

有时我会怀疑我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性朋友曾问，为什么父母总是关心她结婚的事，而不是她的工作进展。她内心也在挣扎，试图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期待。我个人虽然选择了家庭和职业，但仍然会思考这些愿望归根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选择，也许我们的欲望本质上是受社会文化所塑造的。

这一切都引发了我关于性别角色的思考。例如，我曾在回应一个男记者问题时感到愤怒。他问我是否因为是女性主义者而选择不生孩子，而我不禁反问，为什么没有人问我的男同事同样的问题？在社会上，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生命中所承担的责任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显的双重标准使得女性必须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男女在家庭与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对等，女性依然承担着为妻为母的义务，而男性在婚姻与父亲的角色上不需承受相同的责任。

在社会劳动和生产中，女性已经参与了一个世纪，但我们在描述这些变化时，常常要求女性在职业上展现出特别的女性特质。而男性则不需要如此强调，似乎他们的市场空间是自然而然获得的。到了现在，妇女解放已经百年，女性的自我书写却依然缺乏新的模板。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