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真实县城众生相：婆罗门、人情与鄙视链

大家好，欢迎收听《灭机》！开头在春节期间，我邀请了我的小侄女来录制这一期节目。我特意请来了大学的学姐，她和我都是同行。学姐在春节期间写了一篇《返乡观察》，发在她的公众账号上，获得了超过10万的阅读量，后来这篇稿子又被虎秀转载，阅读量同样超过10万。关于一二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生活，一直是我特别想探讨的主题。因为我看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不仅是我自己的节目，包括小宇宙的听众，其实一二线城市的集中度都相当高。我始终觉得，一线城市的五环和二线城市的三环就像一个结界，里面充满了幸存者偏见，甚至待久了会让我们误以为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然而，显然一二线城市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加起来总人口也不过一亿左右，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一些经济强市构成的广义二线城市其常住人口大约有3.4亿人。因此，我国的一二线城市加在一起大约有4.5亿人，而剩下的9亿多人都生活在低线城市、县城和乡镇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地方更能代表中国。

春节期间，各种外出劳动力的集体回归，以及上学人口的假期，使得低线城市和县城迎来了每年中最热闹、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这也成为我和学姐这种在外务工人员口中了解故乡的宝贵观察窗口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打破一些对低线城市的刻板印象，但我想，它也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某些偏见。接下来，我们先聊聊回家的问题，就是你的观察样本在哪里。我老家是在湖南的一个十八个县的小县城，前几年刚刚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然而它有一个背景是，人口达到了150万，属于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县城。近年来，这里发展迅速，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很多乡镇居民纷纷到城镇购房，为了给孩子上学，因为我们当地的教育资源还不错。所以，这导致我们小县城这些年的发展程度和繁荣状态，与我之前在家的时候完全不同。

我这次交流的背景信息是，我去了好几个地方，首先返乡去了长沙。我老婆的两个姐姐中，大姐在长沙，我观察到了长沙的生活。我觉得我姐和姐夫在长沙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相当“精灵”，他们拿着北京的工资，在长沙远程办公，生活得很舒适。我的岳母和岳父帮忙带小孩，他们有二胎的家庭，让人听起来真是一个完美的生活状态。不过，由于他们的行业波动较大，可能导致预期与现实差距较大。他们做留学中介，我想大家都知道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事，而现在需求又回升了。其实，和配偶都在同一个行业工作并不是很理想。过年期间，我们走访了刘洋，算是地级市，去往了刘洋下面一个自称为世界烟花第一小镇的大瑶，它是刘洋的烟花产业重镇。我们还去李陵，刘洋有两个上市公司，一个是蓝丝科技，另一个是盐筋铺子。

所以，可以说刘洋的经济也不错。我们还去了村里，村里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老婆的老家在村子里，但我一直不太想去，主要是嫌冷。我这次还被我丈母娘坑了，她说接下来几天十几度，你不用带那么多厚衣服。结果晚上温度下降，我冻得无奈。这次回家其实还有几个背景，2023年我想更加放松，关注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我回去的头几天确实感到特别开心，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但三五天后，我又陷入了想要奋斗、追求的惯性中，这让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痛苦不堪。对于我来说，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异类。虽然在这个关窗期，我也尽量多看、多记。这样的观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虽然都回到湖南过春节，但身份的差异让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回自己老家后，三天之后就感到有些厌烦。这次我在家待了十天，前面几天确实很开心，不用带孩子，对于我来说真是一次彻底的解放，但三五天后又开始感到无聊。因为我们是绝对的同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春节前写了几篇稿子？春节期间你编了几篇稿子吗？其实我现在写的稿子比较少，但在最后一天我直接写了一篇，算是上了伟秀的头条。那篇稿子写得很快，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当时，我突然感觉到很多感触，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去散步，看到许多人在县委机关大院的馆场上跳舞打球。

我觉得这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可能没有见到过的一个场景，大家都很放松。这让我感受到理想县城生活的一个小片段，内心非常感动。他们认真地生活，享受生活，显得格外开心。因为我回家时生了小病，需要每天去输液，正好在输液室里听到一些退休大妈们的闲聊和八卦。突然间，这些信息在我脑海中交织起来，促使我主动写了一篇稿子。大家跳广场舞的场所恰好也是一个医疗消费的场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

确实如此，因为我得的也是老年病。就比如说诊所和广场舞，这是人们固有的认知。但此次特别是在广场舞现场，我实际上也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尽管他们没有在跳广场舞，而是在打羽毛球和散步，很多本地年轻人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在那儿玩。这让我觉得，有年轻人的城市才会是活力的基础。我的丈夫老家在河北，那是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城市，往往看不到这样的场景。而在北京则更是如此，工作后下班时，这些人根本没有活动的机会。

在湖南，我这次解锁了一个新技能。因为我每天都要和亲戚们见面，我还带了一本书。实际上，我在往返高铁的过程中，看书的时间最多。我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手机写稿，因为在老家掏出电脑会被大家视为异类。我觉得你我之间能很快找到共鸣，脑中盘旋着这些事情时，内心是烦恼的，难以沉浸其中。所有的想法都只是素材，明明有事情要做，却一直没能完成，这让我很不舒服。

同时，我对自己知识星球的更新感到愧疚，和我妻子说，可能要再待半个月。连公众号的密码都快忘了，真是麻烦。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毕竟这都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工作。而在家中，我的脑海里却始终有一根弦儿在牵动。我并不像单纯上班，回到家就能完全放松。可我老婆并不太理解这一点，她回到老家后总是要跟着父母处理各种关系，跟各种人交流。这样的话，假期的模式几乎就是一种打工状态。

她甚至像是在打发一个小孩那样让我独自待着。短视频中描绘的那些女婿回到老家后的无聊状态，跟我有些相似，但也不尽相同。我对于那种对话听不懂感到很无奈，对烟味的不喜欢以及不会打牌让我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家族聚会中，通常每个家庭会有两桌人，串门习俗盛行。我很想参与其中，尤其是看到小孩时，总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玩。但我每天唯一能期待的就是那三顿美味的饭菜，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一台“吃饭机器”。

在假期里，我发了一篇关于不愿过年的年轻人的稿子，关注那些假装工作以逃避现实的年轻人。这次播客的标题你来定，我觉得你们起标题很有水平。2023年我一直自我劝导，要慢下来。毕业到现在已有九年，拼搏的模式仿佛是为了获得超额回报，但我觉得这种方式无法持续下去。在春节期间的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我应该沉下心来享受生活，而不是挥霍时间，心中却还是充满了奋斗心态。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矛盾：我需要放松，但内心却仍在推动我前行。

我对未来的规划也变得更加理性，像一个稳定经营的公司，每年只求稳定的分红，进入一个稳定的盈利状态。同时，我也希望能更好地适应家庭聚会的节奏，不再让自己的工作压力影响到家人。在湖南，家中女性的地位相对强势，我岳母就是这个家庭的关键人物。她的努力让我深感钦佩，并给她起了个外号，称她为乡镇的“董明珠”，因为她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都顺利上了大学，在当地的小商圈中也十分成功。这种女性力量在湖南的很多家庭里普遍存在，让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非常重要。

对歌友美玉来说，最后为了带孙辉而放弃自己的事业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选择。与其他人的退休选择相比，她的决策似乎有些不同。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听董明珠做的分享让我感触颇深。我的丈母娘曾开过十杂店，经营杂货铺和烫串、炒粉等生意。她去世后，隔壁邻居也开了杂货铺，但生意却一直不好。而邻居卖的竟是假货，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花了40块钱买的青阳酒，结果却是假的。这让我意识到，在乡镇上，人们需要像我丈母娘那样有责任心的人。我曾经对共产党说，也许你们应该回归并进行整顿。

此外，我想谈谈在湖南提到的一些感受。倘若在老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被笑话。因为我与身边的人交流不多，除了我的妻子，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想法。这种感受可能是许多听友共同面临的。大家知道我来自北京，乍一看会对我有所偏见，但实际上我的职业背景却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都带有许多刻板印象和标签。

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我不属于那种能够长时间待在现场的人。与他们的体系格格不入，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老家，身边年长的人生活方式往往非常单一。例如，家里炒莴笋，只有一种做法，就是放猪油和盐，其他调料如蒜和酱油都是被视为忌讳。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留莴笋的清香。而我却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也正是我们生活方式选择的差异。

在价值观方面，身边的人可能更在乎物质的成功，比如权力和财富，而不是内心的满足。这使得我在2023年做出新的选择——慢下来，关注内心的感受，尽量让自己变得松弛。对于我而言，内心的感受和舒适度远比他人对我的看法更重要。穿衣服这件事上，我会选择让我感到舒服的风格，而在老家，这并非如此。在过年时，大家都穿着相对体面的大衣，努力展示自己过得不错的样子，但我并不太在乎外在的表现。亲近的人自然会了解我的生活状态，而与我关系不亲密的人，我也无所谓，因为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我并不在乎。

我一直跟我老公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我非常感谢他的父母帮我们带小孩。毕竟，他们已经过来帮忙五六年了。我的看法是，老人来帮忙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或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但是，他们选择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支持我们，这就需要我们心存感恩。我们家族之间应该还有很多本地的关系，我妈妈这边的亲戚都很亲近，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体制内，像我姐夫和弟弟们，都在这个体系里工作，所以我们之间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照顾，这样一来，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我们聊一个敏感的话题，会不会被限制？因为我在北京根本接触不到体制内的人。我回到长沙，有一些朋友在体制内，包括县城的朋友。我老婆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圈子里。你看，回到老家也能近距离观察低线城市的体制内家庭。我们不谈个体，而是升华一下，聊聊家庭中公务员的现象。他们分散在各个部门，这也是自古以来存在的特点，也就是宗族和血缘关系在小地方权力体系中的高渗透率。曾经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叫《中县干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阅，不过我不确定你是否能找到。

在我老家，体制内的工作非常普遍，只要家族里有人在体制内，其他亲戚和孩子都想要进入这个系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国企。我在文章中提到过一个现象，很多人愿意去机关大院散步和活动，是因为他们并不觉得那个地方神秘或遥远，毕竟家家户户都有认识的人在里面工作。比如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同学，长得很漂亮，家里在当地某个局工作，她才十几岁就没念完高中，直接被她爸爸安排进单位工作，这让我震惊不已。

此外，我的家族中，有些孩子几乎都想办法进入体制内。我有两个弟弟是通过部队退伍后再找到工作的，还有一个妹妹为了进入体制内，结婚后备考了五年，什么都没做，全职备考。我们家都很明确，必须进入体制内，生活才有保障。这是对我们这些公务员、或说低线城市生活的人的一种压力。最近我听说，我们县里现在的宣传部长是90后，直接从市里调来的，虽然我们的层级还不够高，不太了解他的背景，但大家都认为，年轻人要达到这样的职位还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心的大话题，关系在于背后是谁。对于体制内的升迁，我们也许固有一些刻板印象。

这种现象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县城都是存在的，我有一个朋友总结过，体制内能迅速升迁其实比较少见，更多情况下是少年得志。这里说的关系，实际上是背后的人脉。我认为，我们的观察可能比较片面，毕竟在县城这样的地方，体制内确实能提供保障。大人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假如从亲情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现象也说得过去。

更进一步，我想谈谈刚才提到的另一个现象。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县城，我愿意说得狠一点，那就是生殖隔离。体制内或者有编制的男女会有自己的圈层，而等级分明。编制内的职员和临时工之间的界限很明显，大家通常不能互相交叉。对于体制内的岗位，实际上它并没有在台面上明确的额外福利。比如，帮你找到一个本地优渥的伴侣，这可以视为一种隐形单位福利。当你进入这个行业后，老员工通常会问你有没有对象，然后开始介绍对象。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我的朋友在长沙以及县城的体制内工作，他也告诉我，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市场价格。他们知道自己是抢手人才，像我家里的妹妹，备考了五年进入体制内，在备考时已经结婚，她的配偶也是公务员。他们的婚姻得以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妹妹的妈妈在体制内，明确希望她进入这个体系。

假如说这位妹妹的配偶只是从外地回来找工作，那么他们的婚姻未必能成。我这一切都是通过走马观花和道听途说观察到的。我觉得，这套游戏规则并不分男女，而是同样地物化每一个人。这让我想起一个早已存在的现象。尽管我这次回家时听说家中有位亲戚退休了，但他一辈子打零工，收入不高，依然很努力地生活。

现在他们一家五口，包括他的儿子、媳妇以及外孙女，全家都是靠两位老人家的收入在支撑着。对于他们的小家庭来说，他是一个主力，但在大家庭中却显得格外边缘化。这是因为他不在体制内，也没有做出什么大的生意。反观他的大家族，他的姐姐在当地是银行行长，权势与财富双全。他在家中被嫌弃的程度可想而知，甚至外孙女去拜年也是不被欢迎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人懒得去装作热情。过年的时候，去扫墓的活动他也没有被邀请，家中的长辈也并不愿意当这个好人。

在他的婚姻中，他和他的老公都不是体制内的人，这似乎在大家族中显得不那么合理，但在他们看来，毫无出息的人就是应该被抛弃掉。这让我感慨良多，虽然感到惋惜，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其实，如果你有参加过一些红白喜事、同学聚会或是家族聚会，就会发现成年人的世界复杂而简单，每个人混得好坏都是明码标价的。表面上大家希望表现得像回事，但实际上却会被不同对待，乍看之下很难发现，但观察细节却毫无疑问。

我回家的时候，参加家庭聚会，有些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聚会的主位留给谁？是家族里年龄最大的人还是最有成就的人呢？长辈们似乎在这方面已经不再装了，从几年前开始，我曾观察到，随着我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去世，聚会的主位现在都留给了当地职位最高的人。这一点非常明显。我还好奇，长辈们去世后，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会不会开始松散？在我们家，家族的联系相对紧密，父亲这边比较松散，可能因为爷爷奶奶去世得比较早，而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们则依旧保持紧密的联系，大家都是在本地发展。

每个家庭都有在体制内工作的孩子，虽然利益上可能并不能说有多大的关联，但至少他们都是同一类人，这个局面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都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路径，家里有孩子在体制内的情况也确保了大家族的团结。家族聚会中，默认位置最高的那个人受到了长辈的特别礼遇，而我则成了外来者。几年前，在还没有掌握实权的情况下，我曾是家庭里的掌上明珠，从县城来到北京，想在这里立足，如今这种身份感似乎不复存在。

现在，看似在北京工作，一切都还过得去，但却显得格外累。长辈们的评价体系已经改变，曾经大家认为在北京工作很厉害，但现在却觉得这种生活太辛苦。他们在当地有实权且生活得很舒服的人，往往能够招来羡慕。在他们眼中，一种生活状态是在北京辛苦打拼，身体状况也不好，另一种则是在家里过得很舒适，开车上下班，享受午休。显然，后者是更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我回家后，常常被告诫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虽然这来自家人的关心，但潜在地反映出他们认为我在外面过得并不好。

这次回家我恰巧生病，家里的各种猜测随之而来。而在老家这个环境中，有些人以关心的名义其实是在嘲笑我。我觉得特别好奇，有人问我：“听说北京的房价跌了。”他们并不太关注这些，但如果知道，多少可能会因为有很多人还在看我的公众号而增加一些谈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成为他们取笑我的由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问到的问题也显得格外直接。比如，我的妈妈常常说我大手大脚，我的丈母娘，一个乡镇的老太太，也对我和我老婆的消费习惯发表了看法。

丈母娘会提醒我们不要太节省，要注意休息，该花就花。她甚至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她家时穿的袜子，那双袜子我穿了四年，竟然还漏了个洞。此后，她会觉得我在家里不太体面，甚至和我老婆开玩笑说我很能耐。丈母娘的关心基于当地的一些传统逻辑，比如过年回家或者新婚前，远道而来的亲戚应该穿得光鲜亮丽。而当我穿着一双破旧的袜子与鞋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这种反差更增添了可笑的色彩。

那他可能就会想，哇，那你在北京过的是什么生活？他可能会认为你展示的是最好的一面，这样就合理了。而且我本身比较喜欢多巴胺配色，所以我那双鞋的颜色特别张扬。因此，我觉得我丈母娘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她对我很好，也很关心我，其实我回去的时候挺舒服的，甚至比回我自己老家还要舒服。而且，如果他们能认可你们丁克的理念，我觉得对于一个湖南老太太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我觉得我丈母娘就像是一位宝藏企业家。

我们说到三个角色吧，这也是大众媒体上热衷于贴的三个标签。第一个叫小镇贵妇，嘿，我对这个很熟悉；第二个叫小镇做题家，可能你自我认同这个；而我自我认同的是小镇青年。虽然我来自东北的省会城市，但其实也是普通家庭。我们家族里也没有公务员，我觉得自己挺自觉地把自己贴上了这个小镇青年的身份。如果你在北京混得不是特别好，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镇青年，因为一无所有，全靠自己。我们都是白手起家，无法依赖任何家族的资源。

我们再说说这三类角色，你能不能聊聊？小镇贵妇是我经常和朋友聊的话题，因为在我老家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些人正好符合这个类型。我们先梳理一下，整体来说，小镇贵妇是怎样的一个类型呢？我所认识的小镇贵妇其实比较单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本地做生意的，另一种则是官太太或官员在外面养的女人。这种故事在生活中真实存在，而且在我们当地，养女人的事儿几乎是人尽皆知，有时候大家还会比较谁养的女人多。身份都是名牌，真的会被带出去参加一些公开场合。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察，而郑房也是知道的，因为关系网就那么大。

然而，这样的事实是否会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冲击呢？会的，我会觉得这太不堪了，让我想逃离。而你作为一个内容工作者，在当地，大家似乎都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确实让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例如，你在写那些稿子时，婚姻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当他们自然地讨论这些话题，并把这些视作理所当然，我就只能觉得自己是外来人。

嗯，可能我这个观点有些多余，最卑微的存在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冒犯别人的确是的。至于我朋友全家在当地拥有三套房产，他现在正在探讨购买第四套，预计购买那个大瓶层，可能要近200多瓶，单价其实还好，大约五千多吧，六千的样子。他有很多规划，比如要为他们的孩子设置专门练钢琴的房间，还要为自己设置专门健身的房间。还有一件事我观察到的小镇贵妇，她是刘洋的一个亲戚，负责当地一个烟花产业链的顶级公司，算是上市公司，负责一个大区的销售。在刘洋的房产市场上，我发现县城的房地产往往是豪华装修的大盘。这个供给可以满足大部分对房地产的需求，而且依附于十里八村。她的房子临近刘洋河，楼下就是刘洋河，城市面貌非常棒。这个小区有一圈高楼围住，里面是小板楼，单价七千多。走出小区，你会看到在北京非常时尚的健身房，沿河的咖啡馆，楼下还有老人散步，年轻人在骑公路车，确实非常洋气、舒适。

正因为现在是春节期间，所以人不多。城市的松弛感很奢侈。而且，从环境到个体的理念，他本身就是个做销售的，所以请我们全家去吃饭选择的是刘洋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有唱歌等娱乐活动，但没有过多的繁杂。他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因为他要接待客户，让我倍感窘迫。面对富人时，心态有些低落。我想说，尽管你也是做媒体的，但在舆论场中说那些大城市见世面的话，我心里想着，你见过什么世面呢？钱决定了你见世面的宽度。你在北京也不过是环境更好一点、规则更清晰一点的平头小老百姓罢了。你又见过什么世面呢？我有个感慨，觉得大场面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又能如何？当你回老家生病时，医院里连医生都难找，你还得排队。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她的老公也在我这里有过相遇。有一年他来北京出差，我热情邀请，他到我们家时说北京的小区环境也不太好。因为他们在长沙还有一套房子，他就跟我讲起长沙的房子，说他们那个小区的绿化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我感觉到他对于我们这边差小区的蔑视，真是赤裸裸。我关注的房地产其实是毕业后才开始的，而我毕业后就在北京，所以对房子的审美其实非常低，因为北京的供给决定了你所见过的房子。你觉得在北京的那些贵房子到了二线城市就什么都不是，尤其是长沙，我看过很多长沙的楼盘。如果与成都相比，那真的是没见过更好的东西。我曾跟我老婆说过，如果我们回长沙，一定要买一套最好的房子。每次进小区我都会感到紧张。毕竟，在长沙买房的价格也就一两万，因为我在长沙这边重点关注的就是价格问题，现在长沙的均价大约两万左右，基本上靠近湘江的小区价格就是如此。虽然在本地，这样的价格已经没有人稀罕，是非常常见的，我跟她开玩笑说：“不行，我没见过。”

对于北京房产的轻蔑情绪在我心中蔓延。最近我在我书页的那一地方还提到一个60岁的退休老师，她把女儿送到美国，然后再让女儿回来生活，算是一个自信满满的老太太。她还说了一句话：“美国的别墅才只要一百多万呢。”顺便就对北京的房价进行了调侃，声称在北京一千万买的房子都没法住。我当时沉默不语，但确实，现在在我老家混得比较好的朋友中，他们最推崇的已不是商品房，而是自盖房子。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省委工作，他在老家离县城中心开车仅需十几分钟的郊区里，自行购买了一块土地，盖了五层小楼。那房子真舒服，我去过，整个占地面积大约有一两百平，周围还有自己的小花园。

虽然周围没有太多配套设施，但这个小村子本身开发得还不错。因为有旅游业，村里种了一些经济作物，整个村子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更重要的是，进城非常方便，比如你生病了，需要去购物，都能直接开车进城，所以它享有的是这种室外桃源的优美风光，但同时也享受到了便捷的现代生活。

我听你说完，回想起今年过年回家时，在大瑶这个刘洋下面最富有的小镇。大瑶的总人口约六万多，而存款预算达到了70亿，人均存款十万出头。记得在大瑶时，我路过一个丁字路口，理论上这里应该是一个商圈级别的地方。一般来说大瑶民众应该自行盖房子，但那里已经开始有开发商进驻，提供房产开发，标语上写着“一房一铺”，上面是住宅，下面是临街商铺，售价50万。哇，我当时很想拍下这幅场景，但由于大瑶的空气质量太差，拍不清楚，我们武器寡，毫无美感可言。因此，我不禁思考：现成的房子到底值不值得钱呢？几年前，我对现成房子的观点非常明确，认为不值得投资。因为当时家里有人想投资当地的一些房地产项目，他告诉我只需把钱放进去可以有分红，我见势不妙，便阻止了。他说目前的行情是县城没有大发展，因此不应该把钱压在这里，可能会打水漂。我结果被打脸，那个小区竟然成为了我们县城售价最高的小区，价格达到了每平米8000块。这种号称是第四代住宅，自带阳台，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

阳台特别高，又临江而建，景色十分美丽。如果我将来能够投资一些资金，收益肯定会比股市好得多。至于县城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要因地制宜。中国这么大，各个县城的情况差异很大。以我们县城为例，房地产之所以仍然保持良好状态，主要在于它的腹地足够广阔，因为我们这里有150多万人口。然而，大部分人其实居住在乡镇，许多年轻人很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因为我们当地的高中在市里排名数一数二，这样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不少人来到县城购房。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们当地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比一些没有人口流入的地方更具生命力，这就是我对我们老家房地产现状和房产投资价值的判断。实际上，很多人在外工作，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他们愿意把钱投入房地产。我个人观察，县城的商铺还是相对稳定的，尤其如果位置在商圈内。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商铺并不算独立，它们往往是当地农民住宅的一楼，楼上住人，楼下经营商铺，虽然环境嘈杂，但从表面上看还是相当繁华的。只要有客流，商铺一般不会亏本。

正因如此，我对于房地产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前几年我还在劝家人不要投资房地产，直到去年我和家人合伙在老家购置了一块地。那块地其实面积不大，是购买别人家的宅基地。因为我弟弟的户籍在农村，当地拆迁后宅基地可建五层楼，靠近江边的商铺项目，我认为至少不会亏钱。此外，这样投资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商铺，未来即使只是出租，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收益。我一方面考虑着，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回县城养老，至少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作为后路。

在县城我还观察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在北京，瑞幸咖啡追求的是平效，而星巴克则出售的是“第三空间”。但是在县城，那些知名品牌同样把店面打造得像是“第三空间”，年轻人在大店内聚集，手握奶茶，边玩手机边聊天，声音嘈杂却也显得很自在，这成了新的社交场所。若将这个场景再提升一点，就会发现，十几块一杯的奶茶并不便宜，相比于其他饮品店，确实在消费上有了一定的降级。在县城，瑞幸的十几块奶茶能让年轻人待上一下午，而与此相比，若在茶馆聚会，单是一壶茶就可能消费到100元以上。

瑞幸提供的这种与传统消费场所相比更高效且低价的消费体验，激励了年轻人的聚集。此外，店内的人情味明显，顾客可以自带小吃，周围氛围则显得热闹非凡，这种放松的消费环境让我惊讶。尽管每个城市有各自的消费形态，但瑞幸的做法即使在县城依然独具吸引力，显然是智慧的选择。这次回乡途中，我还整理了手机里的照片，发现了一个变化。在我成为瑞幸的重度用户时，刚开业那会儿，他们会在每杯咖啡上写纸条，提供饮用的注意事项，那时觉得很幼稚，但现在他们已经在县城稳扎稳打，完成了用户教育。

另外，谈到房地产，我还想分享一下家乡的特色。今年假期期间，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关于南方乡村别墅的信息。在我们那附近有个小镇叫阳西镇，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打字复印市场，外面那些打字店和复印店大多数是我们那边的人。他们那里有一片特别漂亮的别墅群，回家时我去看过，发现尽管不是过年，仍然有许多人花几百万修建这样的房子。镇上的产业在全国赚到了钱，而这些资金又回流到了当地的房地产上。不过，阳西镇离我们县城还有点距离，开车需要三四十分钟。

因为他们那里的有钱人实在太多，我们的线上高铁站在他们镇上，我们开玩笑说这肯定是因为当地的有钱人多。为了争取过去的消费市场，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可是我注意到，镇上大约在两年前就开了许多类似于股民和各类消费店，这些店实际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你们那里市场更广阔，财富积累也很明显，消费品类却相对有限。我开车经过时，那些店的生意都特别好，令人感慨不已。

李林和刘洋都是我的优势产业，我妻子家的一位长辈，一对夫妻理论上是应该外出打工的，因为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家一听到“两个儿子”，便能明白背后的故事。他们一家人都很幸福，本地有优势产业，我妻子的长辈不需要外出打工，可以在村里安心生活。他们在当地的烟花厂工作，每年上三个季度的班，加上高温假和其他假期，两个人的收入可以达到15万。回到家后，他们可以和老人一起吃饭，照顾家里。

大的儿子在江西工作，紧邻湖南，属化工产业，小儿子刚读初中，但学习非常好，正在一所优秀的中学就读。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学费，应该要几万。我上初中和高中的学费已经很贵了，六年花费四万八，而这是在妈妈借钱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小孩子三年的学费可能都在十几万，而高中学费便宜很多。因为孩子学习好，家庭愿意投入教育，显示出婚姻文化的传统。我的岳母也极其重视三个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女孩，这让我震撼。

谈到教育消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教育消费在不同地方差异很大。在我们老家，现在也有一些私立校，从小学开始就要寄宿，学费往往很昂贵。而大城市里常见的培训项目，在基层也已经覆盖，体能课、钢琴课和编程课等。我的小外甥女上课的数量不亚于我儿子，几乎上满了所有的课，这说明他们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资。比如我太太喜欢背一些包，带回家给我母亲，结果她爱的那个包被嫌弃了。有时候，我们买礼物给朋友，才意识到家庭条件的差异，可能小朋友并不喜欢上这些。

过去地方经济没有那么发达时，带回来的东西自带大城市的光环，但现在情况变了。我太太问我送什么礼物时，我便自作聪明提议送篮球鞋和羽绒服，这是能显摆的东西。可事实上，我在回家时几乎不带什么礼物了，直接给钱，因为带礼物常被嫌弃，不再有大城市的优越感了。今年回家，我因为丈夫没能回去，给丈母娘带了一盒信仰绳，结果回来时我母亲也问这个干嘛，家里明明有。

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一下，过去这么多年，大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协率更高，可以让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实现“弯道超车”。我还记得2015年时，我有几个offer在二线城市，比如杭州，我当时会想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巨大的机会成本。然而现在，如果获得在二线城市的好offer，那也是一种诱惑。随着近年来这种比较优势的减弱，我发现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陡然增加，像三千多的房租、饮食和其他开支，对于个体户来说，支出越来越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线城市的成本相对较低，生活的落差感被逐渐拉平。记得我毕业时，初高中都表现很好，身边同学家庭优渥，在地铁上看着朋友圈，常常感受到压力，现在感触不同。现在，我最珍视的是自由，而已没有理想可言。回家十天后重返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重获自由，这让我坚定地认为大城市生活的价值。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兼具南方浙江的厂二代和河南的女婿身份，他在北京北漂，感慨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县城生活，并且享受这种远程办公的方式。

他自己也感慨，生意年年难做，但实际上在县城，温饱是很确定的，这一点是不会愁的。他也问了一圈朋友的感受，大家的看法是生意没有增量而已，但规模其实还是很稳定的，这让大家有了底气。此外，杠杆的使用也不同。在大城市，尤其是这两年，很多人如果是在这几年买房的，一方面房子的总价值在缩水，另一方面背负的房贷却是固定的。若工作不再稳定，确实会把自己推到一种相对危险的境地。我认识一个朋友，之前是上市公司高管，曾经也拿了几千万。他在前年买了房，月供是六七万左右，但后来失业了，压力可想而知。对他来说，每个月六七万的固定支出让他不得不停下来思考如何应对。现在他四十多岁，失业近两年，再找回以前那种高管的收入水平非常困难，因此只能选择创业，然而创业的风险也极大。

创业意味着如果无法融资，就只能自掏腰包。这种不确定性在大城市是普遍的，但在小城市，就有所不同。我身边的人基本上没有背负太多债务，他们的房子都是全款买的，包括我认识的小富豪们，他们在省会城市也有房产，生活中没有每个月必须支出的固定开销。同时，他们的许多生活开支也不需要自己掏钱，例如单位发放的超市卡或加油卡。想起来，之前有个段子说，最好的年货一定是单位发的，而不是自己买的，因为这样可以省去自掏腰包的烦恼。回家参加家庭聚会时，我妈妈常常说，评判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标准，不是看你能花多少钱去买东西，而是家庭能否持续吃到最新鲜的土货，像从乡下送来的各种农 product，并且关键是不用自己花钱。这其实代表了家庭在当地的地位，别人需要为了找你办事而源源不断地送东西给你。

我妈妈认为家里人觉得，生产关系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的家里，经常会将一些吃不完的山货送给亲戚。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思考，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大家都回到家乡，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方向。有一个同行的朋友提到，以前到大城市的普通家庭孩子是为了拼搏，只有在大城市才能获得机会，但现在那些在城市中拼搏的年轻人，可能在县城就没有机会了。他在北京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概率，只能选择远离原来的环境。我个人不喜欢亲人以关心的名义对我进行嘲讽，也不想处理那些明码标价的关系。我只想要清静，追求自由，冷淡的人际关系也是有边界感的。这种选择，让我不再追求发财，而是寻求自我发展。

在大城市，我可以做自己，但在小县城，这就很难，往往会被各种关系所绑架。我觉得这种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的优势逐渐被抹平。我和我妈有过一段对话，从高中开始我就很想做新闻，对于我来说，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我只有往北京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们家比较宽松，我妈不太干涉我的选择，但在前几年她突然说，如果我在老家能当个局长，那该多好。虽然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但当她表达后悔没有让我考公务员的时候，我会有些生气。我善于把责任抛回去，我告诉她，小时候你曾羡慕我同学的父母在北京工作，正因为你那样说，我才想去成为能让你羡慕的人。

然而现在不回去是一种明确的选择，我不会有这种奢望，甚至打算不再回去。包括我和妈妈的关系，尤其是后面谈到的人情世故，送礼往来也让我感到畏惧。我的丈母娘非常好，她有意识地帮助我太太减少很多人情往来的压力，因为她认为那些关系并不是必须维护的。她的这种意识让我觉得真的很棒。能在大城市追求自己的理想，却在小城市感受到各种关系的束缚，真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展现乡土人情和下沉市场的另一面，反映出它更真实的一面。在小城市，很多关系的维系其实是利益的维系，而不是简单的人情。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和同行都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使我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尽管有一些细分赛道的机会，比如在抖音、B站、快手等平台的成功表现。我希望未来小宇宙能变得更有潜力，加油！

回顾过去十年，我的理想是新闻。谈及这个理想，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太高调了。也许这就像自称是诗人，显得格外突兀。高三时，我们在农村封闭复习，准备高考。我有一次赶集，买到了《GQ》的创刊号，里面的“Visa看天下”专栏让我记忆犹新，尤其是厉海鹏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字里行间的美丽让我想起自己的文科功底，坚定了我追求新闻事业的决心。正是这些偶然的历史性时刻，引领我向新闻界迈进。

在高中的时候，我对战地记者很是崇拜，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在沈阳的重点高中，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开展校内活动，我们便创办了校报。我们这一群人头脑灵活，主动拉赞助、开展发行，甚至为编辑部支付工资。那些年我的很多美好回忆，都是在与同学们合作办报纸过程中收获的。即便是在大家忙于学习的时刻，我也能呼朋唤友，冲去印刷厂进行排版，内心的快乐难以言语。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注定要做报纸，做新闻，因此只申请了新闻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比不少人幸运，因为我比大家提前毕业几年，经历了那段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在公共场合谈及我的理想是新闻，我却开始感到有些忐忑，甚至担心被嘲笑。曾经我非常欣赏一位叫张小舟的作家，他来自兰州，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打发世界的力量。回到沈阳，我从书架上拿出他的《死城漫游指南》，不禁感慨起来，书中那种对反抗的态度恰似我对小镇青年的自我觉醒。过去几年，我看到社会地位的下滑，新闻记者的身份却变得越来越普通，这让我反思许多事情。虽然曾拥有过这样的理想，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一切可能只是成就梦想过程中的选择和经历而已。

再回首，新闻行业其实是个值得商榷的专业。去年张远峰的事件让我意识到，很多人被包装成高大上的理想，但最终回报不过是劳动者面临的无奈。我们的确身处于这个被压迫的现实中，而小镇青年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常常发现这一条道路并不那么值得。处于金字塔底层的我，有时会苦笑自己如果用年轻时的热情去追逐财富，或许已经发家致富。大二那年，在财经天下实习时，主编谈及招募实习生，我不禁心中一惊，虽说“富二代”更具灵性，但这也让那些在奋斗中的平民感到无奈。我们努力拼搏，却发现自己所碰壁，而被赋予特权的群体却似乎更能俯瞰全局。

在这条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渐渐意识到，曾经的努力和成就感常常被后期的现实冲击掩盖。逃离故乡，努力读书，憧憬未来，却没料到时间的洪流会将我们与故乡渐行渐远。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家人、朋友、老同学却成了他者，彼此间的距离愈发明显。每当我回看那个爱与期待交织的故乡，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思考。

回到春节期间的家庭聚会，代际间的观念碰撞让我感受到深刻的冲突。每一次的聚会，似乎都蕴含着父辈与我们这一代之间的紧绷和妥协。虽然我们在城市中享受发展带来的机遇，然而每个人的故事和感受都被凝聚在这个大熔炉里。初六之后，常常是沉寂的，他们的生活也变得低沉。得病在家静坐了几天，令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观察真实的生活状态，反而发现这其中还藏着温暖的瞬间。尽管让人感到厌倦和不满，但这种交织的生活又让人不禁思考，我们如果重返故乡，是否会是最痛苦的那一个？

所以你无法回到你曾见证过的不一样的生活。你目睹的种种，可能在我们看来是更高级的。曾经我一直说，你一定要把心中的不甘心压下去。只要你还有一点点不甘心，就会非常痛苦。而且，如果你依然生活在那种奋斗的叙事当中，渴望卷入竞争，那就千万别回去，因为这样只会自找苦吃。人离开后再回去，确实很难修复过去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一旦破碎，恢复到以前的模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后，重新融入旧环境变得更加困难。我姐姐比较早出去了，但在不到30岁时便回到家乡。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她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节奏。或许对年轻人来说，适应环境相对容易，但一旦价值观各方面都已经稳固，想要改变就非常难。

最近几年，我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或许是想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运行的逻辑和价值观要相对稳定，最好与我的内心相契合。这套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帮助我保护自己。回到20年，我办婚礼时的情景，我在致辞中提到了这一点。到场的各位是我和老婆在北京这么多年所累积的人脉，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同事，还有些是从老家来的亲戚。我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朋友不多，大家的交情淡如水，基本上也只是每年在微信上问候一下。能见面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们的关系总和还不到100人，婚礼上也就几桌。那天我们选择在798的草坪上办婚礼，餐标350元一位，口味却让人失望。但回湖南参加婚礼的美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酒席虽然氛围不错，但真正的美味在地方。

在北京办婚礼，完全是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定义的一切，而在老家就必须追求共识。许多亲戚我根本不认识，都是我父母用来回收赞助的份子钱。谈到这个人情关系，其实是一种文化载体。在小镇上，人情味重，红包给得也多。我问我姐，了解我们当地的行情，同事办酒席一般是400元，关系好一点的600元，甚至可以上不封顶。对于95后的表弟们来说，面对越来越多的婚宴，他们的生活压力在增大。虽然小镇的生活成本低，但人情支出也很大，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理解，像红白喜事、升学、乔迁等，几乎都是要办酒席的。

过年也成为送红包的集中时机。好奇的是，我这次回湖南发了多少钱。因为我从不买机票和红包，通常都是我妻子处理这些。我对于这种文化几乎没有接受过，甚至去朋友家给孩子发红包时也觉得尴尬。这方面全是我妻子在负责。回家时我统计了一下，这次回家只是在我妈那边的亲戚间进行了红包的发放，没有涉及到我父亲那边的亲戚。

我的红包总额是两万四千元。如果再算上我从北京提前购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及送给亲戚的礼物，我这次在人情支出方面的开支，应该是超过两万元了。你是每年都回去吗？没有的话就好。不是每年都回去，所以我能理解这一点。虽然这类标题我不太喜欢，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现实。比如说，月入几万回老家却过不起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对于那些低收入的老人来说，该怎么办呢？其实在老家生活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是有来有往的，并不是只给出去而不回来。我们在湖南老家的过年习俗是既要给小孩钱，也要给老人钱，所有的压力都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老人要给小孩也要给，只有我们不互相给，对于老人来说，尽管要给出去钱，但他们实际上会收回来。所以我想，这个规则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照顾那些收入较低的老人，他们不需要一直承担一个“给出”的角色，而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回报。

我这次还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上一期节目里没有多提到。我们的养老第一支柱分为两类。一类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平均每个月200元；另一类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平均每个月3600元，二者之间差距巨大，竟然有18倍的差距。因为我岳父岳母的养老金水平还远远不及这个平均水平。我觉得这样根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如果在农村养老金只有200元，那温饱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去观察了一下，寻找答案。首先，我发现一些70岁以上的人仍然可以在家门口从事一些林工。虽然年纪大了，但60岁以上的仍然能做一些活，尤其是在本地有产业的情况下。此外，如果愿意的话，自家的一点土地也可以种植，会有不少产出供自己食用。第二个答案是活在人情里。朋友和亲戚会时不时送点东西，而维系这些人情的方式就是吃喝送礼。如果你老不去，那么这份人情关系就会断裂。我觉得在县城里，人情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在家族中有很多体制内的亲戚，大家的纽带就更紧密一些。如果是在南方，比如浙江，如果某个亲戚做了生意，大家肯定愿意帮忙拉一下，亲朋好友至少能有人带入这个行当。此外，他们的儿女通常会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在农村中，养儿防老的现象相对普遍，这也符合国情。实际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贫穷的本质是存在比喻的，孩子就像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家庭的基本劳动力，而发财则依赖于运气。孩子能否让你过上好生活，取决于你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没有孩子，那就真的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何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此扎根，因为这种观念在国情中是非常符合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问过我老婆，如果没有孩子该怎么办？她提到会有无保护的状态。政府会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如果真的不行，还会有乡镇养老院，但条件非常有限。我了解了一点，这个话题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压力。我们是丁克家庭，未来如果到了需要养老的年纪，真的会面临这种困境。许多人都说孩子是生活的目标，而不是手段，但在我看来，孩子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一个手段。这可能与我观看事物的角度有关。我的舅舅仍然是农村户口，他的养老问题我没有过多询问过，虽然他一直在工作，早年间去工地上，现在年纪大了，他差不多60岁了，仍然在跑出租、开摩托车，虽然收入不高，但他停不下来，还得给儿子还房贷。他的儿子是体制内的公务员，收入并不高，媳妇全职带娃。他的压力一点也不小，尽管快到可以领养老金的年纪，但他依然无法仅靠200元生活。

关于儿女的供养问题，上一期节目我也提到过。父辈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很现实，儿女有责任供养父母，如果儿女生了孙辈，父母不去帮忙，似乎也不太合适。老年的生活应该是双向的互动，如果在我刚退休的时候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心中必然会有一些芥蒂。我很理解这种现象，但也觉得极为现实。在我家，我觉得我跟妈妈的关系，可能不如我姐和她的关系那么紧密。因为我从18岁开始就离开家，跟她实际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而我姐则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现在又在帮忙带小孩，确实是完全不同的情形。虽然我姐家的孩子和我家孩子只大五个月，但她几乎只带我姐家的小孩，想不抱怨都难。可是我也明白，这正是客观现实，没办法改变。而且即便是母女这样的关系，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去维护。

这段关系的现状取决于你们的相处情况以及互相帮助的程度，这非常现实，也很符合人性。近期由于春节的缘故，我接触到了大量的人际关系，深刻感受到在北京生活其实是处于一种人际关系的真空状态，这种亲近感的缺失令人感到不安。虽然我经济独立多年，但我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的一个长辈对我说的：“慌慌，你已经成了家里的树，需要罩着爸妈。”我承认这让我有些自豪，但当我回到乡镇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长大，连人情世故都不懂。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只是活在封闭的小世界里，无法理解外界的复杂。尽管我在这段时间也对人际关系有了一点反思，但我还是觉得，在原生家庭中，我是一棵树，当我进入另一半的家庭时，那些树木的意义仿佛就失去了，没有办法为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还有一件特别让我感到压力的事情是，我们家族中没有人是在体制内工作。我是家中年龄最大的人，过年回家时，奶奶和爷爷问我：“你跟两个表弟有联系吗？多维系一下。”我答应了，但是心里却感到慌张，因为一个表弟比我小七岁，几乎没有共同话题，而且他已经毕业，现在在中建某局工作。另一个表弟则在澳大利亚，距离更远。因此，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淡漠。人和人之间的生活环境改变，彼此之间的联系自然减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虽然我在努力从中适应，但这个状况让人感到无奈。

这让我想起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我生病时，家人对我的关心让我感到压力。我姐姐说了一句触动我心的话，虽然听起来很刺耳。她提到，如果我不在，给妈妈买礼物的财力就会被别的人分享。这让我想到了家里的孩子，他拒绝回家就是因为路途太长。如果将来我不在了，他是否还会回来？这确实是个真实而残酷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维护与家人的关系，尤其是和长辈们的联系，因为这些关系对于我妈妈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我们家的人际关系复杂，我意识到，保持这些联系对家庭的未来以及我母亲的养老都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觉得回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即使我告诉妻子，我们以后可以出国旅游，但我又想到了与父母相处的机会不会再有多少。我和母亲虽有通话，但心里却在不断权衡这种关系的价值。我的母亲这两年身体欠佳，这让我更加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过去我认为只需给她一些经济支持便是尽孝，但现在我觉得，亲自陪伴她、关注她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孝道。因此，我会尽量抽时间回家陪伴她，虽然长时间的回家让我感到自我价值感缺失，但至少在回家时，我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女儿。

回家的时候，我会尽量做一些让母亲高兴的事情。有时我需要喝咖啡，而母亲却对咖啡十分反感，常常用看不惯的眼光来对待我。因此，我常常在她面前压抑自己的需求，甚至一天不喝咖啡以让她开心。这样的妥协虽然可以短期内维持家庭和谐，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牺牲自我需求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相处模式。

比如说，看你妈妈，因为家里还有很多公务员，其实生活是比较优渥的。然而，我这边却感受到了一种对抗感。我的妈妈只是个普通的平头小百姓，供我上大学这些年，她唯一擅长的就是节省。尽管她先退休了，而且没有任何家庭财务责任，我也不需要她来照顾我，但我仍然会反驳她。她却依然生活在那种巨大的节省惯性之中，并用她的评价标准来评判我，这让我感到很不爽。因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我觉得自己没雇人，这个月省了巨大的开支，省了很多钱，我已经把成本降到最低，那难道不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吗？但在我妈妈看来，我花钱大手大脚，这是我丈母娘对我妈妈这个怪性格的延续。因为我丈母娘这么多年也只是节省，而她和我老婆的姐姐在长沙生活，拿着北京的工资，所有三餐都是丈母娘在做，实际上没有太多花钱的地方。她们还要出差去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住好酒店都能报销。我丈母娘慢慢变成了一个城市的老太太，觉得我很苦，然而我跟丈母娘相处时却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之间不需要过多交流，感到非常舒适。

与我妈的相处则让我觉得有些强势。经常在节目里提到我和我妈的相处时，听众们会觉得我和她的对话有些干脆，我的强势似乎回到了过去。如果再稍微提升一下这个话题，过去这么多年，高校扩招和城市化导致了很多人离开的现象，70、80、90后之间也是如此。中国的农民工作稳定性不高，未来这些矛盾肯定会显现出来。它是一个不太容易感知的问题，甚至没有那么重要，但它会永远让你感到纠结。比如我们过去这么多年自以为的努力，认为应该在大城市拼搏，买一套大房子，让父母在大城市安享晚年，我以此作为尽孝的方式，但他们真的享受这个过程吗？未必，我认为这件事很复杂，我们需要慢慢观察与学习。再进一步谈到人地分离的现象，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分离，就像我对县城的态度不同，注定了我和家人必须要分离。我的家人是不愿意离开县城的，而我也不愿意回去，结果便是人和人的分离。

因此，人地分离是这一切的根源，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家庭的分散，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折叠式现代化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许多应该遵循的期待。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费孝通认为欧美国家的代际关系是相对独立的，父母生下孩子，孩子再去生自己的孩子，大家各过各的生活。而在中国，一直是互动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回馈互动的关系。这种家庭成员之间强烈的互动，与当时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与地域也有关系。我发觉我们家族之间的互动，比如我老公是河北人，相比之下我们家更紧密，而他们家则更像费孝通所说的那种一代一代各过各的状态。而我们家的关系相对复杂，尤其是东北地区，早已完成了城市化和碎片化。

我在一个小家庭长大，但还存在一个大家族。最有趣的是我姥爷，他们三个子女全部在本地，不需要住在一起，每周定期见面。这样，每周七天，六天都能和子女陪伴。而我作为湖南女婿，进入这个大家族后，内心深处会感觉到些许不适，因为有时听不懂他们的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家庭，我所能贡献的就是洗碗。然而，我与我老婆的姐姐的老公即我姐夫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也是东北人。我们俩的关系非常融洽，在假期里，我可以依靠她们，比如年三十他自己煮了一碗饺子，问我是否想吃。在这种家庭关系中，你感受到一种温暖，这确实是人生中一种新鲜的体验。家庭成员之间的强互动，有时让人觉得意外的温暖。因为在北京，唯一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只有我的表弟，他也在北京生活。尽管我们住得远，一年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但心里总觉得在同一个城市有亲人在，会带来一种心灵的慰藉。长辈们知道在北京有两位姐妹，万一遇到什么事，至少还可以互相照应，这也是家族成员关系亲密的一种好处。我看到很多在大城市打拼后返乡的人，生活得并不太好。比如我认识的同学，留在老家的人，反而是当年成绩不那么好的那一批，而成绩好的大多都出去打拼了。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外面打拼后，似乎都没有回老家的打算。大多数人或许只是回到长沙等大城市，可能是因为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大家都有着相似的感受，难以再回到县城。毕竟，人的流动总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变化。在我们的小城市里，过得好的朋友大多是在体制内工作。体制内的人一般上了大学后就会回到地方工作；还有一些是做生意的，像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毕业的朋友，他回去后直接接手了家族超市的生意，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我身边真的没有认识在大城市工作而又回家找到良好工作的朋友。相较之下，我的姐姐和姐夫就算是一个例子。我的姐夫以前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和我老婆的姐姐一起去了湖南的分公司，仍然拿着北京的薪水，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们有两套房子、一辆七座的商务车，还有两个孩子，丈母娘也在帮忙照顾。而我一直觉得我的外甥和外甥女拥有着最幸福的童年，玩具的数量能让我羡慕。此外，另一位大学同学在北京奋斗后考取公务员，最终回到了县城的税务局，结婚生子，生活也很幸福。

同时，还有人选择在北京的BAT大厂工作，并最终调回沈阳的分公司。尽管我觉得将沈阳这种城市称作“县城”很不礼貌，但他们在大城市的光环之下，拿着高工资，买了特斯拉，然而当业务不景气时，又转回到大城市。这种情况让我意识到，有些人为了爱情和事业选择了不同的城市，像我的朋友就是因为爱情去杭州，现在在那里的短视频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已在杭州买了房。

我非常庆幸的是，在2023年时我曾考虑过购买一个学区房，环绕看了一圈后，最终选择撤回。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庆幸没有买成。无论是2023年还是2022年，总之我查看过的房子如今都已大幅下降。因为在2021和2022年，正好是出生高峰的回落，而这样的高峰正好与孩子入学的时间重合。学区房主要是针对小学的，所以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为了应对这个出生高峰，北京又进行了学位扩张，因此我现在觉得可以放一放，或者再等待一段时间，因为市场供给的矛盾已经得到极大的缓解。有时候，出生的年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后续的生活轨迹。

我想起了一个在过年期间特别火的视频，相信你也看过。视频中有一位来自北京海淀的姑娘，她回到江西老家。这个视频在各大平台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这现象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位姑娘之前就以同样的方式出圈，讲述了留学花费巨额费用，却回到家乡拿着月薪三千的故事。她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之前讨论的“小镇贵妇”以及在县城生活得不错的人的结构性特点也值得关注，我想推荐大家一本书《以利为利他》，该书探讨了为何在县城生活得好的人的共同特征。

还有一个辛酸的事实是，县城里并非只有这种人，能够在当地生活得好的绝对是少数。但为什么他们会被放大呢？道理在于，许多人不愿意关注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我们的中产阶级常常无法看到身边生活得更艰难的人。其实，许多人在休闲时或短暂回到家乡时，接触到的有限人群使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习惯于对身边的弱势者视而不见，就连同一个家族中，也会排斥混得不好的成员。虽然公共舆论中常常对某些群体表现出羡慕，但实际上很多人的基本收入非常低。

举个例子，我去年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我叔叔家里的表妹，她有两个孩子。在孩子开学之前，她向我姐借了一千块钱来交学费和购买文具。其实她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而她丈夫的收入一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问题，导致家庭经济很窘迫。这种情况在县城并不少见。比如我这次回家时，跟我妈一起去菜市场，她买了一斤一块五毛的萝卜，和卖萝卜的老人讨价还价，最后成交了。这个老人看起来六七十岁，辛辛苦苦把萝卜扛到市场上，只能卖三四十块钱。我们平时的消费观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也几乎完全不一样。

成年人的社会就是如此复杂，公众舆论常常只限于表面的现象，而我们愿意从更广泛的视角去讨论和了解这些事情。我们的节目旨在去掉表面现象的滤镜，真实还原每个事件的现场。我们也讨论了县城的壁垒，无论是工作岗位、寻找对象等，除非处于优越的体制内家庭，或者和体制外的家庭联姻，否则人们很难在县城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这种社会关系让许多人变成“他者”，生活在边缘。从价值观到社会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而在县城，发财的机会也显得极为有限。

现在，我想笑的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现场。这正是新闻学教给我们的，让我们在此过程中去探索和讨论，这样的交流让我感到愉快和开心。感谢学姐和学弟的邀请，与大家的讨论十分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