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肝2万字文案，我将用三次煤荒让你看清宏观经济的发展脉络，30分钟看完煤炭视角下的中国四十年【深度报告】

1982年，我国爆发了全国性的煤荒。在那个年代，煤炭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取暖、烧水、做饭都离不开煤。根据当时的报道，北京、天津等城市一煤难求，市民们为了买煤要排上好几个小时。即使是在河北、山西这样的煤炭主产区，冬季用煤同样严重短缺，居民只能被迫依靠烧木材来取暖。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抢柴的现象，同时工业用煤也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文献记载，在冬季用煤的高峰期，全国约有一半的钢铁企业和化工厂不得不停产或限产。1983年，统计局在年报中把能源和原材料不足列为国民经济发展问题的首位，直到1985年，这场煤荒才逐渐结束。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次煤荒呢？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并不难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使全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全社会的需求猛增。1979年，拖拉机、汽车、缝纫机等生产设备需求量大幅增长，自行车、手表、电视机和收音机等新兴产品更是迎来了三位数的增长。然而，这一年原煤的产量仅同比增长了2.8%。由于煤矿产能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需求却一年比一年快，形成了持续多年的供给缺口。

在回顾煤炭行业发展历程时，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大规模的煤荒一共发生了三次，每一次都对应着时代背景的重大变迁。当我进一步将煤炭行业的各个关键时间节点串联起来时，发现煤炭周期和宏观经济之间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或许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国每年生产的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粗钢的原材料有一半是焦煤。中国每年生产的水泥超过20亿吨，也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在水泥生产过程中，煤炭作为能源占到总成本的30%到40%。此外，在化工产业中，煤化工大约占了四分之一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离不开煤炭。

在另一组数据中，2023年中国烧掉了44.6亿吨煤炭，超过了整个地球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这使得全球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比例大约是三三开，而中国的能源结构则长期依赖于煤炭。直到今天，煤电仍占全国总发电量的63%。若说全球最重要的商品资源是原油，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商品资源就是煤炭。时代背景的变迁、周期的起起落落，以及体制的探索与改革，煤炭始终参与其中。因此，当我们从煤炭的视角回顾过去40年时，便能看到一部非常有趣的发展史。

观看完本期视频后，或许你会发现，宏观经济发展的脉络从未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Hello，大家好，我是墨鱼。这次研究足足花费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了十多万字的资料，撰写了三万多字的研报和文案。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期待你能够一键三连，支持一下UP主。煤炭行业一共经历了三次大周期，我将其按照时间线划分为六个章节：第一次煤荒和第一次过剩构成了第一个周期；第二次煤荒分为两个阶段，所以我将其分开讲解；接着是第二次过剩，它们一起构成了第二个周期；最后是第三次煤荒以及其后的情况，这是第三个周期。而如今，我们正身处于第三个周期之中。

接下来，将以煤炭的兴衰为主线，以政策为暗线，带大家感受一下过去40年的时代变迁。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小时候的蜂窝煤，那时家家户户都需要生煤取暖、烧水和做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煤窑遍布全国，人们推着自行车或拉着手推车去煤窑买煤。某些村镇上没有煤窑时，贩子会从其他地方进货，挑着担子骑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然而，现在的煤炭供应格局已完全不同。往昔全国小煤窑高达8万多处，到了2023年却只剩下4000多处，煤窑已基本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从1982年的煤荒说起。

按照今天的常识，当一件商品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时，往往意味着价格的暴涨，企业利润大增。然而，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各种物资的生产、运输、销售和价格都由国家统一计划。在生产方面，煤矿资源的开采权受到管控，主要由国企负责开采，普通老百姓和民企并没有直接采矿的资格，而在价格方面，煤炭行业一直执行长期低价政策，煤炭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状态，企业没有扩产的积极性，社会投资也相当匮乏。因此，解决煤荒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扩产或不扩产那么简单，首先要做的是体制层面的改变，放开一定的管控以激发行业活力。

1982年，我国提出了“有水快流”的政策方针，允许个人办矿。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鼓励群众办矿。凡是有资源又有运输条件的地区，都应放手发展小煤矿。1984年，国家有意识地放松了价格管制，允许小煤矿价格随行，目的是让煤矿生意有利可图。在这套组合拳的作用下，我国的煤炭行业迎来了第一次大爆发，出现了由国企、乡镇、学校和家庭办煤矿的热潮。如今我们口中的煤老板、小煤窑、家里有矿的现象，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1982年，我国的小煤矿有1.6万多处，产煤1.46亿吨，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到1985年，小煤矿的产量已经占到全国煤炭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1993年，小煤矿的产量正式超过了国有煤矿的产量，成为我国供煤的主力军。截至1997年，全国煤矿多达8万多处，其中乡镇小煤矿占了6.3万处，各省靠着小煤矿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解决了运力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爆发的不只是煤炭。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GDP每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78年，全国的工农总产值仅有5600多亿元，到1998年，全国GDP达到了7.95万亿。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间里，经济体量翻了14倍。你是否还记得中学课本上的那句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社会需求的大爆发，而能源和原材料的不足则阻碍了社会生产。如今，这个生产力的瓶颈被打破了，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型其实就是围绕国情展开的，激活了社会的积极性，释放了生产力。从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煤炭则成为了这辆快车的燃料。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煤炭行业因此陷入了长达五年的低迷期。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铢崩溃，外资大规模撤离，导致东南亚国家陷入严重衰退。第一年，中国的出口增速还高达20.9%，到1998年却骤降至0.4%，尤其是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下降了9.9%。1998年，中国的GDP增速降至7.8%，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煤炭的需求端，工业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大幅收缩；而在供给端，小煤矿却依然不加节制地破产能，最终导致煤炭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1998年，中国的煤炭产能达到19.4亿吨，产量为13.8亿吨，实际需求仅有9.5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60%。销量甚至不足产能的一半，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煤老板们措手不及，煤炭生产出来却卖不掉，只能在矿山堆积如山，许多小煤矿陷入经营困境，濒临破产。企业为了减少亏损进行裁员，导致上百万煤炭工人下岗。

与此同时，小煤窑多、小、散、乱、差的问题愈发突出，整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4年，全国有7000多人死于煤矿事故，1997年全国煤矿重大特大事故达到95起，死亡人数超过6700人。由于矿山开采不科学，造成山体滑坡事故频发，严重威胁附近村民的生命安全。地下被凿空后，出现多起矿山地面塌陷事件，有的村庄甚至位于踩空区之上，房屋出现裂缝。由于土壤退化、水源污染、粮食收成低下，空区不再适合居住，村民们被迫撤离。根据新闻报道，当时数千个村庄受到煤矿开采的影响，山西省下令集中搬迁了上千个悬空村。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小煤窑野蛮生长的后果。因为当时全国6万多个小煤窑中，约一半是无证开采，缺乏科学指导，对矿山进行掠夺性开采，忽视地质灾害，逃避环境监管，安全措施不足，生产效率也极低。小煤窑一时间成为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

针对煤炭行业，国家立即出台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关闭小煤窑，二是建立大型煤炭集团。这一步棋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推动行业规范化，用大型煤炭集团取缔小煤窑。大集团在科学性、安全性、环保性和经济性等方面的优势全方位碾压小煤窑，可以更大程度避免恶劣问题，让行业可持续发展。其次，宏观调控问题也不容忽视。煤炭是工业的基石，其产能的泛滥或紧缺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煤炭也涉及民生问题，价格波动过大都不宜。因此，通过大型煤炭集团掌握主要煤炭资源，更利于响应政策调控。最后，优化资源配置是必须的。我国煤炭的核心主产区集中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而南方的煤矿资源相对匮乏。集中开发最主要的产区能显著提高开发效率。在这一轮关闭小煤窑的行动中，南方地区的落后产能基本退出，形成了西煤东送的产业格局。在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小煤矿的数量从1998年的8万多个减少到2001年的2.2万左右，基本关闭了四分之三的小煤矿。同时，国家推动行业兼并重组，形成了几个亿吨级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包括中国神华集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山西焦煤集团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大唐集团等。这些公司成为了日后我国能源的支柱。

到了2023年，依据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前10家煤炭企业的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实际上，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集团等特大型集团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煤炭只是这次产业结构改革中的一个缩影。当时，许多行业都存在野蛮生长、粗放式发展的情况，国家必须推动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对各行各业进行规范，扫清障碍，从而为今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设立大型集团，将重要的战略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以此保证经济和民生的稳定，由此形成了以大型央国企为主导、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市场模式。等一下，你是否觉得这个句式有点眼熟？没错，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时读书时看到这句话觉得晦涩难懂，但现在结合时代背景是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实际上是我们根据具体国情制定的中国方案。

第二次煤荒发生在2002年，持续直到2005年。2002年初，由于煤炭产能不足，全国多个省市陷入供应紧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限电措施。例如，河北省部分地区每日限电6到8小时，浙江省实行“一天一停”的限电措施，湖南省要求全省的大用电工业企业限电30%。

江苏、湖北等省市在2003年开始安排不同区域轮流停电。当年，由于煤炭供应不足，夏季电力紧缺的省份多达18个。到了2004年，拉闸限电的省份增至24个，国家电网全年累计拉闸限电超过120万次。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即2001年9月13日。那一天，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重新踏入全球经济舞台。外贸的繁荣带动了经济增长，国际资本也纷纷涌入中国，推动内地投资，进一步加速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下海打工、创业，企业的快速扩张增加了就业岗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推动了房价上涨。Windows 98和奔腾电脑的普及，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成为时尚潮流，桑塔纳车型在街上随处可见，人们的消费能力迅速增加，出口与投资、消费形成了良性循环，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然而，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社会矛盾。全社会的用工和能源需求急剧增加，而煤炭行业刚刚经历了五年的改革，产能面临紧张局面。由于供给缺口不断扩大，煤炭行业迎来了量价双提升的繁荣周期。数据显示，我国煤炭产量从2002年的13.79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24.47亿吨，六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但如此巨大的产量依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重点煤炭企业的产销率连续多年超过98%，几乎达到了满产满销的状态。从价格走势来看，2007年，我国取消了延续50多年的由政府主导的煤炭订货制度，实现了供需双方自主协商定价，煤炭价格自2001年的200多元每吨持续飙升至2008年的最高1000元每吨。对煤炭企业而言，销量大幅提升，但价格同样节节攀升，供需两旺的局面使得企业利润显著增长：2002年全行业净利润为400亿元，到2007年已增至1900亿元。若以市值来看，煤炭上市公司的股价反映出强劲的业绩预期。山西焦煤在2006年到2007年之间的股价涨幅近12倍，净空煤业也在同一时期实现20倍的涨幅。

这一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除了显性的WTO因素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关注。通过煤炭行业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端倪。例如，2002年的《意见》强调加大煤炭行业技术改造力度，2003年实施的《煤矿安全生产法》并启动了西煤东送项目，建立了煤炭运输通道。2004年，进一步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并加快煤炭企业上市的步伐，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7年则彻底取消了煤炭订货制度，标志着市场自主协商价格的形成。可以看出，在全国供电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的政策制定显得相当克制，几乎没有直接以扩产煤炭为目的的政策，更多的是与安全、设备、环保等配套政策相关，市场导向成为主流。煤炭企业的产能扩张决策，更多是根据市场信号自主进行。这一切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多年来，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类似的转变，国家逐渐减少对行业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技术升级、以人为本，注重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家都知道，全球经济增速的转折点是2008年，那一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从高速发展转向衰退。但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并不是2008年，而是后续的表现仍然亮眼。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这个答案其实在煤炭行业表现上已经有所反映。我们将这段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2年到2007年，以加入WTO为契机，煤炭行业经历了黄金的六年；第二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这四年内的黄金时代与一项政策密切相关，那就是“4万亿计划”。2008年12月，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约1.5万亿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及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1万亿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4000亿用于保障性住房，3700亿则用于农村基础建设。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周期，2009年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30.4%，电力、钢铁、建材等需求大幅增加，煤炭行业也在此期间进入了高速扩张阶段，年均固定投资增速保持在20%以上。

煤炭行业的产量从2008年的27.47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34.91亿吨，因供需两旺，煤炭价格持续回暖，逐渐从2008年低点的500多元涨回至800多元每吨。实际上，2008年到2012年的宏观情况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总结：中国经济有三架马车，分别是出口、固定投资和消费。自2008年起，海外需求持续疲软，但四万亿计划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固定投资的增强，弥补了出口走弱的缺口，维持了经济的整体增速。

不过，到2012年的时候，这三架马车再次遭遇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出口的进一步恶化，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并逐渐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尚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走出来，便再次陷入泥潭，全球经济处于二次衰退的悬崖边缘。2012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从上一年的20%以上骤降至7.9%。第二个危机是四万亿项目逐渐接近尾声。到2010年5月，汶川大部分重建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11年底全国七纵七横高铁网基本形成，高铁建设进入相对稳定期，而水利、公路、农村建设等工程也在2012年逐步完工，国内开工需求骤减。

这时，人们回过头发现，各行各业已经严重产能过剩。由于2008年的时局紧迫，四万亿计划出台较为仓促，投资也显得粗放。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和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盲目上项目、扩产能，而新兴产业的投资不足，导致钢铁、水泥等旧产业过度投资，大量重复建设，最终遗留下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落后的问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有20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率为25%，钢铁为21%，水泥为28%，电解铝为35%，汽车为12%。此时，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外需疲软，短期内无法改善，而国内的产业问题则需要许多年才能消化。

因此，2012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一年。中国政协新闻网在这一年指出，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时代，摆脱困境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固定投资。煤炭、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都需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这其实就是后来的供给侧改革；第二是出口。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对外开放，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第三是消费。这辆马车需要重新激活，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拉动内需、促进内循环。可见，制定这些政策的思路愈加清晰。

从价格走势图来看，煤炭行业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下游需求骤减，行业产能过剩，煤价经历了长达4年的单边下跌。2015年，我国煤炭产能达到顶峰，再产和再建的产能合计达到51亿吨，而全国的消费量大约只有35亿吨。因此，2016年供给侧改革启动，短时间内煤炭产能大幅减少，导致煤价上涨。尽管如此，煤炭环境依然宽松，煤价在之后的几年中保持稳中偏弱。直到2019年，煤炭行业退出落后产能8.1亿吨，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020年的第三次煤荒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前两年拉闸限电和高温的情形让人记忆犹新。此时，煤炭行业刚刚经历多年去产能，煤炭的供给恰好处于“够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供给侧改革，各地在核准新建煤矿项目时极为审慎，新产能的增加短时间内有限；另一方面，各地对矿区的环保和安全检查力度加大，导致主产区时常停产检修，进一步下滑产量。然而，一系列事件让煤炭供给变得越发紧张。2020年第二季度，我国作为全球最早从疫情中复苏的国家，经济开始恢复正增长，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全球制造业订单也流向中国，短时间内的需求大增导致煤炭供不应求。

在冬季用煤高峰期，煤炭的供给显得更加紧张，煤炭价格从500多元每吨攀升至745元。进入2021年夏季，受到拉尼娜效应的影响，我国经历了极端高温，全国用电需求大增，东北、华北和南方多个省市采取了拉闸限电措施，工业企业限产约50%。这个夏天，煤炭价格飙升至1200元每吨，创下40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直到10月份，为保障民生，国家发改委对煤价进行了干预，落实保供稳价的系列措施，煤炭价格才从高位回落。然而，煤炭供给紧张的形势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全球能源供应紧缩，海外煤炭价格暴涨。欧洲为渡过寒冬，大量储备煤炭，煤炭的紧缺状态持续到2023年。随着冲突的缓解，全球煤炭供应逐步恢复，国内煤炭产能也持续释放，终于回到了阶段性的宽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煤荒与前两次有很大区别。前两次都源于时代背景的重大变化，释放了社会需求，从而导致能源供不应求。而这一次的缺煤并非出自时代的巨变，而是由一系列连锁发生的黑天鹅事件造成的。

如果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时代背景悄然发生了变化。从禽流感到新冠、猴痘再到甲流，疫情愈发频繁，极端天气现象也愈加恶劣，拉尼娜效应与厄尔尼诺效应交替出现，地缘政治愈发复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胡塞武装冲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矛盾加剧，中东局势动荡不安。这些都使得全球贸易向多极化发展，美国、欧洲多国挑起单边主义，世界格局似乎变得风雨飘摇。而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与挑战。

再看国内经济，也有重重困难需要克服。一方面，地方债务、人口老龄化、内需不足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另一方面，新的时代机遇到来，新型能源结构、新货币体系，以及以AI、机器人和工业4.0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时代背景的变迁？与1978年和2001年相比，这一次的变迁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加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煤炭的战略地位已发生了变化，过去其主要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动能，现在则转化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能源结构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即便在碳中和的框架下，煤炭也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部分，为经济发展和民生兜底。2020年，国务院出台了能源安全保供重点任务，要求加强煤炭产能建设，保障能源供给。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建立煤矿产能储备制度的实施意见》，总的目标是在全国形成相当于年煤炭消费量15%（约6亿吨）的煤炭储备能力。

在煤炭价格方面，2022年发改委进一步完善了长期机制，推动煤炭企业和用煤企业履行中长期合同，使煤炭的价格处于合理区间，成为市场的稳定器。至此，煤炭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浮动，煤炭行业形成了总体供需平衡并且具备一定保供储备的产能格局。纵观1978年到2024年，通过煤炭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小煤窑遍地开花，标志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煤炭产能过剩，小煤窑退出历史舞台，特大型煤炭集团成立，这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煤炭行业进入量价齐升的黄金十年，出口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疲软，随后四万亿计划出台，基建需求延续了煤炭行业的高增长，并维持了中国经济增速的高增长。

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四万亿项目接近尾声，煤炭产能严重过剩，进入去库存周期，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6年，我国启动供给侧改革，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2021年拉尼娜效应引发极端高温，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煤炭的供给紧张。此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而世界也进入了新的变局。

40多年来，煤炭行业的沉浮，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前进的缩影。煤炭行业的主体从小煤矿到煤企兼并重组，再到特大型能源集团，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国情和战略部署。煤炭价格从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到价格双轨制的尝试，再到完全市场化，最后到可控范围内的价格浮动，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寻找最优解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看到，煤炭行业的每一次扩张，都是由于新时代机遇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需求暴增。而行业的每一次调整，又伴随着市场改革和结构优化。深蹲蓄力之后，下一次可以跳得更远。现在新的时代背景已经到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经过多年的调整，煤炭行业也正在为下一次的跳跃而蓄力。接下来，煤炭的历史将何去何从，就由我们共同谱写和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