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梁永安X毛尖：女性霸凌是社会整体性的压力

文学BBB蕭茵亦有回响成长。有时候，女生的困扰比男性要大得多。我觉得，代际关系，特别是母女之间，这种表面上是在训话女儿的行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的肯定。这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设立了两代人之间那种神秘的关系。我那么恨你，但我无法摆脱你，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一种更深刻的爱的情感。你看我，我也凝视了你，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反凝视。这正是阿托伍德作为一位作家，所展现出的女性主义意义所在，她通过写作进行反凝视的探索。

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BBB，一个随时为你留座的独角文学现场。在离场之前，让一切发生。我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谈谈玛格丽特·阿德伍德的书《神与女士》。一位是复旦大学的梁永安教授，另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坚教授。我们可以首先聊聊这本书，两位老师读完后的感受可以做简单分享。梁老师，您先来吧。

我认为男性和女性对作品的体会是不同的。有些部分，可能从一个原生态的女性视角很难完全体会。但总体来说，在女性写作中，尤其是在简·奥斯汀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比如，在奥斯汀的时代，女性必须结婚才能获得幸福；而到了奥尔克顿的时代，女性的选择问题逐渐显现，四姐妹须在多种生活道路中做出选择，其实单身也是一种极具力量的选择。到了金融五十年代，整个生活氛围变得更加复杂，女性对生活的定义和与年轻丈夫的关系，都开始重新审视。不久后，阿托伍德笔下的女主角，似乎将这些问题汇聚到一起，表现出一种更为集中的困惑。

我觉得阿托伍德在《神与女士》中，展现了女性面临的深刻问题，特别是关于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讨。她以半寓言和半预言的方式描绘这些内容，这让人深感启发。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创作于1976年，至今已经近五十年，但仍然极具现实意义。这正是阿托伍德作品的魅力所在，能够让我们在今天依然找到共鸣。书中提到的一个胖女孩，她变得不如母亲期待的那么瘦，这个故事让今天的读者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神与女士》到后来的阿托伍德作品如《使女的故事》《盲刺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她在书中不仅重叠了故事创作和自身生活经验，更在复杂的叙事中交织出丰富的主题。她通过这些文本，不断修正女性主义议题，探讨肥胖、社会期待、男性主导以及女性在各类议题中的声音。这些都是阿托伍德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深刻反思，值得热爱她作品的读者深入探讨。

它总归以某种方式与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不论是对抗的、反讽的，还是其他游戏的空间。因此，抗争也是一种象征，但我认为它并不仅仅是表面的体现，实际上更为复杂。就像福尔斯在《法国中产阶级的女人》中所写，她是一位荡妇，整天站在海边任凭他人议论。通过这种方式，她为自己争取了一个能够放纵的状态，似乎无论做什么，大家也都不会感到惊讶。因此，不可救药的样子其实恰恰代表了一种内心的选择。在对女孩的训话和规范过程中，内化是最重要的一步，赋予她无形的力量。

探讨女性身材的西方视角及其影响，似乎是对一个充满空洞感的理想的追求。在西方，上述理想只吸引了约3%的人，然而，大家却拼命朝这个理想蚕食，而这种理想则是极为自动化和潜意识的反应。这样的追求可能使人变成一个作家，从而在个人与现实之间建立两种或三种关系：一种是人变为现实，被规训。即使我在努力减肥，毕竟没有成效，但我仍然以享受的态度面对，反而让他人感到了一种舒适感。还有一种则是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像乔治·桑那样，尽管这种张扬与自我表达密切相关。

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我认为对生活的见解非常深刻。她指出，我们的生活既不是纯粹的社会现实，也并非完全主观的幻梦或神话，而是这种复杂状态的结合，其中满载着喜怒哀乐以及生活的各种滋味。在这种背景下，男女双方在隐秘场所获得不同生命体验与成长，深具意义。阿特伍德笔下的这些情节，不禁让我想到历史上许多文化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前提到的女孩成长途径底下，其实与80年代复旦校园里，反叛型女学生们的解放历程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时的女生们以剃光头、光着脑袋示人，自由而奔放，彰显了内心的渴望。阿特伍德在书中也探讨了胖瘦之间的辩证关系——胖是她的盔甲，能使她免于男性的凝视。而当她瘦下来，却面临更多的审视与社会压力。瘦带来的利益与凝视不仅使她重新审视自我，也影响了她与姑妈间的复杂关系。

姑妈的意图和对瘦的追求其实反映了一个世代传递的压迫，母女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病态的交互关系。在女性主义解读之下，这种关系的痛苦与挣扎十分显而易见。因为，母亲在为自己所承受的男权社会压力做出回应，同时又用这些经历去规范下一代，形成了一种代际传递的模式。尽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可以轻易解读这些复杂的关系，但我并不希望仅限于这种表达，因为在母女关系中，代际间的真实互动同样值得深思。即便是从我个人经验来看，瘦与胖的问题显然只是其中一个表象，背后涉及的还有许多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议题。我们常常容易忽视这种多层次的代际关系，以及两代女性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相互影响与塑造。

代际关系在母女互动中的复杂性尤其明显。表面上，母亲在训斥女儿，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自己生存经历的肯定，试图借此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唐朝时，女孩们为了保持“三寸金莲”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正是母亲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的体现。这样的文化传承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和社会认同上的塑造。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无疑充满了期待与反抗的张力。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某些装饰性特征被视为奖赏的象征。这些特征能够符合当时的审美和道德标准，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的结构。此时，这种现象不仅是代际传承的体现，也是对女性角色模式的复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同化循环。在讨论童话与预言时，可以看到这些元素与哥特小说创作者的角色息息相关。故事中的主角经历了一些奇幻情节，例如他在母亲生前看到她的灵魂，或者在母亲去世后感应到她的存在。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女性之间共享的灵力，母亲的突然显现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门。这段描述也引发了关于女性在哥特文学中身份的讨论，因为哥特小说往往对女性角色有深刻的描绘，她们被塑造为极具诱惑力甚至邪恶的存在。

进一步来看，哥特式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对男性主导文化的回应，往往在此框架内描写女性的复杂性。在一些经典哥特小说中，如《里维卡》，女性往往被赋予极具神秘感和不可预测性的特质。这样的叙事结构反映了男性的权力和文化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作家的作品经常借助男性既有的叙事通道进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拆解与重构。例如，凯伦·布里肯斯的《总是非洲》亦是如此，最初也借鉴男性的叙事方式，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阿尔科特的《小夫人》同样展现了这一历程，虽然最初以悬疑吸引读者，最终却发出了独特的女性视角。

在讨论文本结构时，可以看到主角在小说创作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双重身份，他通过书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交融，探索内心深处关于母亲的矛盾关系。尽管他与母亲存在对抗，但母亲的影像仍然深深嵌入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心理冲突。这种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爱与压迫，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无处不在。小说不仅通过对母亲影像的不断复现，展现了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揭示了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对抗的挣扎。母亲的形象既是一种压迫的象征，也暗示着深藏于潜意识中的连接。若用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一切，可能会发现更深厚的意义。实际上，阿特伍德在作品中深入探讨了两代女性间的神秘关系，构建了一个关于爱与仇恨的复杂网络。即便在女主角与同龄女性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霸凌经历，展现了青春期的痛苦与成长的挑战。这样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校园生活中，霸凌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影响着每一代人。

其实霸凌从来都是这样发生的。看看现在比较红的《狂飙》，高志强一开始也是被霸凌的。他在一个菜市场里被黑势力欺负，其实他也是复制了这个结构。霸凌不仅仅发生在女性之间，也同样存在于男性之间。女性之间的霸凌，往往还包含了一定的性竞争。而男性之间的霸凌，可能更侧重于力量、肌肉，以及身高的较量等方面。女性所面对的竞争，则更具有性别特征，她们在瘦下来后可能会寻找情人，这些行为中其实都蕴含着对霸凌的反思和修复。实际上，在日本有一本女性作者写的《败拳》，或有些翻译称之为《喪家之拳》，就表达了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质上是在争夺男性与婚姻的资源。在这样的竞争中，所谓的独立女性，往往在她们眼中反而是落败者。

人类与狗在许多方面相似，都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在社会中，个体需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因此要学会顺从比自己强的人，同时也要掌控比自己弱的人。因此，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和同伴关系中，特别是男女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样的对撞现象。许多小说中，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年轻人之间的互动的恶意描写，反映出此类关系中的残酷，因为孩子们在身体和心灵的成长过程中，还没有获得深度的社会性体验。这时候，他们之间的自发性更强，女性之间的霸凌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人类社会整体性的问题，霸凌的根源其实隐藏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甚至可以说更深层的霸凌来自于资本社会的结构。

如果将女性单独提取出来，确实会忽略了社会整体的问题。比如近期十分火爆的韩剧《黑暗荣耀》，其霸凌的头头也是一名女孩，她的行为中隐含着性竞争的意味。她一再提到，美丽的外形和吸引人的身体、头发，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远超才华本身。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尽管随着剧情的发展，角色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扩展，避免了只停留在女性主义的局限上。

在剧中，女主角从一个胖女孩蜕变成一个美丽的女性，吸引了众多目光和情人。她身体的变化与社会和资本对女性的要求密切相关，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对女性身体形象的巨大压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将女性的处境划分为两种状态：一是胖时她无法独立获取自身的价值和安宁；而当她变瘦，依托于社会的审美标准，便被置于了二维的平面上，既有了美丽又承载了复杂的社会关系。

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男性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截然不同。男孩在青春期仍会对社会和他人的看法保持一种简单的态度，而女孩走过十五六岁的阶段后，社会对她们的注目与诱惑骤然增加，给予她们的干扰也显著增多。因此，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承受的困扰通常更为复杂。她们所积累的对男性的经验和理解，往往也远远超过男孩对女性的认知。例如，调查显示，男性对于女性的真实情感判断能力极其有限，只有不到20%的准确率；相比之下，女性能够识别男性的情感状态，准确率可达60%以上。

在男女情感关系中，女性除了要承受来自身体形象的压力外，更要面对复杂的爱情心理，而这种复杂性往往体现在她们的身体与心理的深度互动之中。归根结底，对于女孩而言，身材的压力与社会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可能使得她们在生活中更难以找到真实的自我和简单的幸福。而影视剧中的性别表现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印证，比如男性导演在选用女演员时，在意的是她们的外形与身材，而女性导演则可能更看重演员的多样性和才华。从李立贞等女演员的不同表现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点。

高群叔和徐安华对周训这两个角色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高群叔通过周训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魅力，似乎让她显得比一般女性更加非凡；而徐安华则努力将她还原到历史女性的真实位置。在不同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性别关系和历史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周训的经历积累了许多挑战，书中提到的申云女士的困难，正是她变瘦后，还要掩盖自己的身份，并在丈夫面前表现得像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这种害怕别人无法接受的心态，是许多女性在生活中经常面临的状况。

在这段历史中，女性的身材、颜值等因素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以中国古代社会为例，各个阶层对女性的定义截然不同。贵族社会对女性的典雅与温文尔雅有着显著的强调，而农家子女则更加注重勤劳与道德，彰显了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标准。在这些不同的文化期待中，女性常常不得不在自我认同、心中理想形象以及周围人眼中的自己之间做出平衡。

如果她们拥有出色的身材和气质，那么在身份认同上，可能会推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如同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长裙和小腰彰显了人们对身材的追求。男性对女性的这种期待，反映了一种不安感。历史上的女性多呈现出可变性和多样性。例如，许多海南岛的女性经历了社会条件的挑战，外地干部在寻求伴侣时，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因此选择的伴侣也可能会表现出这一点。这种现象反映出男性对于女性的某种惶恐，也映射出女性在社会期待中所承受的压力。这些文化现象，实际上深深根植于男女在历史中权力与地位的不同。

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中，女性的道德标准与身体形象受到极大的重视。例如，已婚女性往往表现得更加保守，如云南的女性在婚后立即改变形象，以显示自己不再追求个人魅力。同时，历史上也曾出现女性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维护其家庭道德的期望，如在印度，已婚女性甚至要遵守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若夫亡则绝对不得再展现个人的魅力。这种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实则反映了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严苛规范，女性因此习惯于内化这些标准，认为自己应该以某种模式出现，而源自这种道德观念的惩罚感也愈发加重了其低自尊的问题。

在文学创作中，阿特伍德通过角色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女性自我价值的质疑，深入探讨了这些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影响。通过例如《盲刺客》以及《死女的故事》，她反思了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和角色，试图揭示女性低自尊的根源。她认为，女性的价值往往被简单地与外貌和家庭角色绑在一起，使得她们在劳动和贡献方面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种社会结构不仅削弱了女性的自信，也使得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无法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

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女性的自尊问题愈加突出。例如，在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刚成立时，劳动仍然是人类的主要价值之一。那时，女性通过劳动获得了尊严和成就感，能够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收入和金钱转变为自尊的主要衡量标准。这种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女性的自尊心相对降低。她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男性，收入不及男性，再加上体型问题，长期的压抑让她们渴望迎合所谓的“更高阶级”。这种心理压力最终可能导致极端的结果，比如自杀或者假自杀，呈现出一种对自身人生的逃避。尽管这样的结局是开放的，但实际上是从男性主导的生活中逃逸而出的结果。

这位女性的逃逸首先是摆脱母亲的掌控，她独立行动，逐步走出压抑的旋涡。她所经历的三个男性并不是指她与他们的关系，而是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制度和社会话语。比如，波兰伯爵象征了更加传统的压迫，而后来的皇家豪猪和阿瑟则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声音。在逃离这些束缚后，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尽管她依旧在自我怀疑中挣扎。即使身体上已经减肥，内心的不安全感仍然在，写作水平甚至超过她的男性伴侣，但她仍旧怀疑自己。可以看出，她在一层层逃避中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斗争和成长。

我注意到她一开始打工的情节，展现了她如何从母亲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尝试自力更生。虽然在社会上打工被视为丢脸，但她勇敢地在餐厅、展览会和百货公司等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些经历对她来说，仿佛是一次漂流史，她在不断变换的环境中探寻自我价值。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对女性的凝视和评价，反映了女性在这些高度关注的地方所面临的压力。因此，沈女士在这些揭示中，试图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男性给女性施加的情感压迫。通过这种方式，她创造了一种反向凝视，在文学中为女性发声，使她们能够在被凝视的同时，也能够反观自己。这一点在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写作中尤为明显，她通过作品反抗这种凝视，展现女性在社会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心理挣扎，使得女性角色具备了一种共同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体特性。

这样的文本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挣扎与觉醒。在百货商场时，女性角色面对保持美貌的顾客，产生了复杂的反思，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角色的细腻刻画。与沃尔夫的观点相呼应，女性在写作中常常面临空间和时间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又影响到她们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因此，阿特伍德通过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多角度描摹，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这种低自尊的问题，使得许多女性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在她的作品中，低自尊正是最后的爆发，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理解到自身的创作能力不必受制于男性的标准。最终，她找到了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以往的束缚。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低自尊的问题，但我认为阿特伍德最终在《盲刺客》中完成了对女性低自尊的自我设定。这是因为《盲刺客》以四层结构展开，其中包含了他与妹妹的关系，他们之间一直在对话。在这个关系中，存在着自尊的问题，实际上自尊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而在《玛格丽特受难记》中，阿特伍德讨论了更为结构性的问题——整个社会结构如何造成低自尊。在《神与女士》创作时，女性主义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每位作家都无法逃避女性主义的制约。像今天讨论问题时，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热议话题。然而，女性主义需要保持警惕，例如在印度的殖民者们认为他们让印度女性得到了“解放”。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殖民者？印度女性的殉葬文化在殖民者到来后被取消，是否应认为这是殖民者的功劳呢？同样，在英国殖民香港的过程中，部分香港人也觉得殖民者带来了文化的提升，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赞美殖民者呢？这些问题重叠在一起，引发了对女性主义与殖民主题交织的思考。在《死女的故事》中，当女性尊严问题与社会整体问题发生碰撞时，阿特伍德选择站在社会问题的立场上，优先处理整体的人类问题，随后再回归处理女性问题。

在《盲刺客》中，低自尊已经不再是主要议题，这些问题被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因此，我认为，从《神与女士》到《盲刺客》，阿特伍德的变革并非简单的净化，而是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讨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以及隐秘的不公平现象？有时我担心，如今女性话题的热度过高，导致某些议题被简化。例如，最近看到的很多社交媒体视频中，描绘了女性强势、男性在家庭中屈从的场景。这种反转的表象，虽然看似颇具女性主义色彩，实则可能会对女性主义造成新的侮辱。大量此类视频展示女性回到家庭中作主，而男性却被描绘成家务奴隶，形成了一种肤浅的结构性对立。在文艺作品中，同样存在这种将女性推向更封建地位的趋势，表面上看似女性获得了解放，实际上只是进行了角色的交换而已，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

例如，2001年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中展现的反转趋势，根本上并没有解决女性的问题，而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游戏性，反映了权力的新政治。在历史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无论是狩猎时代、农业时代，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人类，男女之间的角色分工是由于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这样的分工实际上是复杂的，而这种潜在的交换关系一直影响着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结婚后并没有任何权利来做决定，黛玉和宝钗也都是被支配的角色，反映了这种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这种母权还是蛮明显的，而这一语境其实比较复杂。在波夫第二项论述中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女性在面对强大的男性时，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是交出自己的自主与自由，换取生存与安全，还是拒绝这种交易，独自承受人生中的所有风险与压力。这种现象虽然在历史上显得不合理，但这种不合理感与人类物质生产及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直接相关。尤其是在国有革命之后，男女之间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女性逐渐获得了社会地位。此前，女性在英国的财产法下几乎无权获得任何东西，比如奥斯丁笔下的女性们，总是要依赖于男性，因此她们必须从父亲的家嫁到丈夫的家中。然而，进入近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女性的社会角色开始变化，她们开始接触教育和职业，比如成为秘书或教师。

这种变化使得女性拥有了自主意识，男女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灵魂与灵魄的对立。然而，男性的观念转化却较为缓慢。这种问题反映在今天，许多优秀女性变成单身群体，或许是因为男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本能控制欲。他们认为平起平坐的关系中，不再需要与女性建立亲密联系，female forced to survive on their own, resulting in a kind of evolutionary淘汰。同时，女性也在情感上感受到压迫与排斥，面对个人非议或否定。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的生活关系变得复杂。以我们研究生的女同学为例，很多她们的母亲在交流时提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女儿还没有男朋友。而她们对女儿的期望往往是“找到一个好男人比找到一份好工作重要得多”。这种女性对于自己定位的观察，使得女孩们在毕业后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婚恋、生存等问题纷至沓来。我在此时觉得我们的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倒退。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女性能顶半边天”的理念依然在现实中生效。比如，我外婆虽然是童养媳，但她在家中并不示弱，勇敢地与外公争论，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她的坚持和勇气令我印象深刻，而我的母亲同样继承了这种坚韧。她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柔弱的角色上，而是积极参与家庭事务。

我的外婆虽然未受过良好教育，不识字，但她依然想要工作。于是，她去宁波的一个少年宫当清洁员。我的父亲对此感到很困扰，认为自己的母亲在一个少年宫做清洁工，与他在学校当校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感到尴尬。然而，外婆却用质疑的语气反驳说：“我凭自己的劳动吃饭，难道有什么好让你感到羞愧的？”我至今仍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坚定态度。她通过劳动获得了尊严，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观念。在家庭中，她为全家十口人做饭，做得非常好，从未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她认为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反对她工作的思想，而是她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存在。被劳动赋予力量的女性主义，这种美好而明亮的体验，告诉我们女性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今，提及女性主义时常会感到彷徨和不安。有时候，单一的反抗声音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相互作用，产生恐惧和压迫的感觉。比如一些女研究生在毕业后，感觉到生活的不安，像是一只被困的小兔子，周围充满各种对女性的不安因素。这种感受中有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的影响，尽管生活不易，但女性在历史中寻求改变的勇气至关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的？如何变得更好？这样的思考是必要的。在中国，中等教育的性别平等指数相对滞后，初中毕业后，许多女生面临辍学，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她们不再需要接受教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高等教育男女平等度上却名列前茅，这显示出女性在教育领域的强大潜力。

这种强烈的对比表明，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社会机制和政策的改善。虽然我们今天的女性教育水平仍需提高，但各种制度已经逐渐为女性的学业打开了新的通道。古代的科举制度从未明确关注女性，而现代社会在逐步打破这些限制。在思考的过程里，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正如斯多噶主义所提到的，个人需具备承担责任的力量，同时也应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关于女性什么程度能实现改变，男女一同努力的未来将开启怎样的世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人类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性别角色的分工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想框架，这既要考虑历史、社会现实，也需对文化进行深入透视。在这一过程中，阿特伍德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通过写作，她替代了其他表达方式，最终使写作成为她的救赎，并在与一切抗争中，注入了强有力的声音。

她从未在巴黎的街头，驱车而至，温暖的微风在她的发间轻拂。因此，她任由电话持续响起，静静地坐在那里，轻声歌唱。小调在空气中升起，她记得父亲那厚重的胸膛。丈夫出门上班，孩子们也去上学，她的生活中有着无数种度过日子的方式。她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打理家务，或者重新摆放那些花朵。

我在阴影斑驳的街道上漫步，心中呼喊着。在37岁时，她意识到，她从未来过巴黎，坐在跑车里享受温暖的气息。于是，她任由电话继续响起。傍晚的阳光轻柔地洒在露西·乔丹的脸上，她在屋顶上攀爬，当所有的欢笑汇集成笑声之时，她的心中充满了感慨。

三十七岁时，她知道自己将永远在生活中寻找答案，感谢那些观看她生活的人们。每一次的过往与坚持，仿佛都是为了一次重逢。她在生命的旅途中，慢慢发现了不一样的风景，尽管路途漫长，却也充满了值得珍惜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