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美国最年轻一代选民的争吵、分裂和与父辈不同的烦恼｜2024 Election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顺东击西》。我们一起通过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今天我们将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嘉宾是郑述。他是美国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同时也是波士顿学院和布兰迪斯大学的政治学讲师。可能听过《读书不成零》播客的听众会对他比较熟悉。Hello，仲述，你好！

你好，徐涛，非常荣幸来到《声东击西》。今天这一期又是一个关于总统大选的系列节目，重点将放在美国的年轻人，也就是18到25岁的选民身上。我们想讨论一下，他们的政治偏向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做这一期节目其实是因为一个契机，舒老师跟我提到这个学期他有带着一群非常优秀的本科生进行政治学方面的讨论。因此，我们可以借着舒老师的项目，看看这群最年轻的面临人生第一次投票的美国选民，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另一方面，我自身也对美国年轻选民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倾向非常好奇。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可能会知道，美国这群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一直是各个年龄阶段中最低的。虽然每次大选，各党派都会呼吁年轻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但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所不同。直观感受上，TikTok上与政治相关的Meme正在影响年轻人的看法，像Taylor Swift这样的年轻人中非常有号召力的大明星，一旦发表一些言论，年轻群体的反响也会非常大。

舒老师，不如你先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项目。其实，这是我一开始就很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当我面对现在这群大学生时，可能很难想象他们没有经历过特朗普之前的政治。八年前正好是2016年，他们那时可能才12岁，也就是初中、高中时期。换句话说，他们整个理智形成、开始思考政治的过程，都是在特朗普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们经历了对传统媒体和机构信任的逐渐瓦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非常好奇被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所拥有的视角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还想提供一个数据。我所面对的学生大多是18到22岁之间的大学生。之前我和一些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聊天，他们会去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中，进行政治通识教育的演讲。在那些初高中当中，当问到学生们获取新闻的方式时，普遍的回答是三个社交媒体APP：TikTok、Snapchat和Instagram。这说明了我们之间的代沟，因为我不知道徐涛是否在用这些APP，反正我自己不使用这些应用。甚至像Facebook和X已成了老一辈的社交媒体，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在Facebook上获取信息，他们更倾向于使用TikTok或Snapchat这样的渠道。这种趋势如果是当前美国初高中生的现象，那我承认我面对的这个群体一定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因为他们首先是政治学的本科生，而且都是我们选出的，关注政治的优秀学生。

因此，我想说的是我的项目出发点是在于视角的多样性。我们在选拔时，给系中的所有教授发了邮件，询问在他们教过的课程中，是否有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希望他们是那些在课堂上最关心政治、最能够产生讨论的学生。我们收集了这个名单，接着进行面试。我的私心是在于知识上的多样性。我在面试时，专门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比如你对堕胎、枪支、校园政治正确文化、巴以关系的看法。今年我们有大约20名学生参与这个项目，获得奖学金后，他们的简历上也能增加这一经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有动力去参与这个活动。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希望确保这群人中每个观点都有人能够有力地维护。例如，在我们的班上，有支持堕胎权的学生，也有支持女权的学生，其中还包括我们学校的共和党俱乐部的主席。所以我设想的是，如果把这群精英放在一个相对文明的环境中，让他们讨论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他们不仅是精英，还是非常热情地捍卫自己观点的学生。

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当你保证知识上的多样性时，通常其他形式的多样性也会随之而来。在这个团体中，有一些学生表示，他们从小家里就领取食品券，属于家庭条件非常贫寒的学生。还有许多学生来自于美国的山区，比如阿肯色州和亚利桑那州，这些地方相对贫困。因此，在维护知识多样性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奇妙的结果。例如，我发现我们团体中最保守的学生竟然是一位黑人女生，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堕胎就是杀害婴儿。当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时，也能反映出他们身份、成长背景、教育水平和家庭环境的多样性。

我觉得这个挑选标准与韩国最近非常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思想验证区》的挑选标准有些相似。但是，我与这个综艺在出发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创造观点的多样性来达成一些共识，让大家意识到每一个观点背后并不是一个抽象、冷冰冰的概念。然而，由于我们的讨论环境是封闭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面向观众。对我来说，至少我和这个活动的教授都希望通过私密性的讨论，帮助学生们不仅理解彼此，还能够得到一些教育。因此，我将我的读书清单发给了陶姐，你应该看到我们每次都要读一两百页的长篇阅读清单。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对大学本身作为讨论环境持怀疑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在特朗普执政八年后，大家对大学、媒体和好莱坞这三个左倾的精英团体充满怀疑，认为他们带着对精英系统的不信任。保守派的新右派民粹主义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大学讨论的内容只是精英的视角，歧视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贫困人群，因此这种视角根本不可能公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这样的深蓝州，要正视保守派的观点也面临一些困难。我给你举个生动的例子，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是白人，和我关系较好的文科类同学，现在都读法学院，成为了律师或者法官。

我有一个女同学，五年前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现在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为一位法官做助理。当我跟她分享我希望通过讨论，让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学生、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学生、黑人和白人、亚裔和非亚裔进行辩论的设想时，她提出的观点让我意识到一种来自精英的偏见。她对我说，如果想包含所有视角，就无法保证严肃性，因为在她眼中，保守派的观点并没有质量可言，中立的、符合她心中标准的新闻是找不到的。因此，任何支持特朗普的观点在她看起来都只能是宣传式的。这同样是另一种视角的偏见，双方都认为我描绘的情况很难实现。我在开展这个小团体项目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我依然充满理想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三次讨论。第一期讨论的主题是：现在的媒体是否有必要保持客观？媒体的客观性是否应该是一个标准？这个问题似乎也恰好是你的一期播客的内容。第二期讨论的话题是：民主选举究竟如何保持民主，民主选举的目的是民主还是自治？如果民主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民意不一定体现自治作为目标，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讨论过程中可以看出，我的哲学倾向明显影响到了当代政治讨论。因为我认为，学生们可以通过回顾更早的历史，超越对当代社会的某些视角。

在昨天进行的讨论中，主题是政党是否还有意义。今天的年轻人，在18到29岁之间，他们声称自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这还有意义吗？我们是否已经超越了政党？我认为实际上，特朗普和桑德斯在2016年代表的是两位反建制的候选人。桑德斯是反对民主党建制的，而特朗普代表了一种右派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建制派。因此，昨天讨论的很多问题变成了你究竟是在投一个党，还是在投一个人、一个领袖。若只是在投某个领袖，那么声称自己是某个党的成员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昨天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涉及性别的问题。我原以为你们探讨的是相关议题，但实际上性别问题是其中一个讨论的内容。我之前提出了很多颇具挑战性的论点，说其中一种超越政党的方式就是性别。在我提供的资料中，有大量智库的数据表明，在Gen Z这一代人之前（他们是从1997年到2006年出生），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主要是由其年龄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在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上变得越来越保守。

随着Z世代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一种趋势的转变。从Z世代开始，女性逐渐变得更加进步，而男性则显得愈加保守。就在昨天，我把这一数据抛出来，与同学们分享，问他们怎么看待这些数字。性别问题已经超越了政党，如果你是一个女性，可能会觉得投票支持共和党就像是在背叛自己的性别身份，这恰恰是超越政党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逐步探讨这个话题。

我抢先发言，分享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这与涛姐的职业经历也有所关联。她曾告诉我，她从事记者工作很久了，而我和她一样，对记者及媒体行业抱有某种理想的尊敬。我认为，做记者需要超越个人偏见，保持一定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尤其是在面对那些自己内心并不认同的观点时。因此，我第一次讨论时最大的发现是，年轻一代对于记者行业的尊重程度与我们有明显的断层。在他们看来，媒体只不过是政党的“奴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

回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站出来倡导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特朗普的厌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媒体对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陌生感。2016年主流媒体的巨大失误在于，他们自信地认为希拉里必胜，而在11月8日的结果揭晓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那天早上，大学里很多学生都在哭泣，精神萎顿。此情况在加州这样的深蓝州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年轻人而言，他们没有这一历史记忆，只有特朗普当选的事实。

特朗普上任也伴随着他对“假新闻”的攻击，进一步削弱了媒体权威，导致年轻人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玛逐渐瓦解。他们或许只通过TikTok、Snapchat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这种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对记者理想的彻底否定。年轻人不再承认、也不再尊重这一理想。纵观历史，1900年以前的新闻业曾代表大众对抗政府，而如今，这种对抗的思维似乎愈发遥远。媒体的不公正、不平衡的报道方式，导致了一系列更偏向性的媒体的涌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在这个引人深思的背景下，贝索斯就自己拥有的《华盛顿邮报》发声，表态对其不够中立的态度不满。我未能仔细查看相关报道，但后续讨论中提到，难免有人指责贝索斯倾向于特朗普。如今，媒体的中立性已经成为少数人所关注的议题，反而显得更加重要的是是否有明显倾向。随着时间推移，媒体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或许已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

涛姐的历史视角让我意识到，媒体代表人民的声音这一观念似乎正在逐渐远去。60年代，CBS新闻网的权威媒体人Walter Cronkite曾公开指责当时的总统约翰逊，而约翰逊也表示失去Cronkite的信任意味着失去了美国人民的信任。这种媒体人对抗政府的价值观如今已愈显稀薄。近期我也注意到《纽约时报》的某一期刊登了一篇关于特朗普的文章，称其种种行为具备希特勒式的特征，暗指其带来的潜在威胁。当我把这一报道分享给同学们时，却收到了大量的“哈哈”反应，言下之意是对这种媒体立场的嘲讽。

哈哈的反应中，我觉得本科生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区别是正确的。一个是人民确实相信像Walter Cronkite这样的主播，他代表他们对抗政府。在关于美国在越战期间的行为时，从本科生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哈哈到纽约时报指责特朗普的事情，他说哈哈。这两种反应可以说，特朗普根本不在乎纽约时报对他说了什么。相比之下，60年代的LBJ在失去Walter Cronkite时曾说，“我失去了美国人民”，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太大了。

我感觉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讨论很久，但我想知道在课堂上，年轻人讨论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会出现争论吗？对，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中立已经消失，比如在2016年，我们还在感慨特朗普攻击媒体的权威是多么危险，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全新的辩论：当中立不复存在时，我们应该如何获取信息，成为有见识的选民，如何不以情绪为基础做出负责任的投票决定。这些问题在年轻人中非常受到关注。

当每一位同学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可能性有几个。首先，真的非常关心政治的同学会选择对冲，他们可能会早上听Joe Rogan，下午听MSNBC。有一些男生就表示，他们确实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人已经变得稀少，但他们愿意进行这种对冲。其他一些同学则会在心里判定哪些媒体人是负责任的，有判断标准的这一点本身就可能产生巨大分歧。

比如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将纽约时报视为假新闻，而刚才提到的在麻省最高法院做助理的高中同学，则认为所有支持特朗普的人都是不专业和民粹的狂热分子。那么，大家对于判断标准的讨论就主要集中在这些方向上。然而，能够明确感受到的是，关心政治，想成为负责任成年人的年轻人，努力去寻找一些可信的信息来源，正是他们心中最大的迷茫。对于那些想负责地作出决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抱怨同龄人总是沉迷于TikTok的短视频。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视频并不客观，但一方面他们抵挡不住那些轻松又魔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知该从哪里获得可信的消息。

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美国年轻人，中国年轻人亦普遍面临这种困境。确实，在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上，年轻人很难抵抗短视频的吸引力。再加上AI技术再生产大量新内容，就显得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也有些同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现在大家意识到我们都是带着偏见的，这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呢？相比之前的盲目信任，人们逐渐开始怀疑一些机构的权威。

有一些反机构主义的同学则表示，现如今大家都将自己的立场表露无遗，任何信息背后都带有一种特定的视角，没人可以假装客观中立。他们甚至怀疑历史上曾被视为可信的时期，因此年轻人会对一切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一部分是健康的，反而能激发大脑的思考。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不好的倾向，过于沉迷于这种想法的同学，可能会走向虚无主义。有一位同学表示，他认为没有事情是有意义的，各种观点与真相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的讨论毫无意义。

他的观点立刻遭到了班上其他同学的反对，其中一位女生站起来质问他，既然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么你为何还要来这里？若想表达无意义，那为何要浪费三小时参与这样的讨论？所以，我认为从这个小组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只是微观的一小部分人，但我相信它能代表更广泛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充满怀疑，另一方面又渴望在政治中找到意义。确实，许多年轻人渴望突破现有的怀疑与虚无，寻找能够带来意义的东西。

其他同事，包括我们这种博士生以及我这个年龄的教授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在美国，年轻人一方面通向虚无，另一方面又在寻求意义。尤其是在最顶尖的大学中，学生们寻找意义的方式常常是皈依宗教。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仅由教授和高年级博士生组成的会议，和几位朋友交谈时，我们都注意到一种相似的趋势。在一群最严肃、最渴望深刻和永恒的美国人中，当他们意识到一切权威被瓦解时，例如以往他们心中充满神圣意义的法律、新闻等行业，这些意义被摧毁后，许多学生反而选择在大学期间皈依天主教。

在费城会议期间，我和两位朋友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一个刚从哈佛毕业并在大学任教，另一个则是耶鲁毕业的博士生。他们提到，在过去五年里，哈佛和耶鲁的学生皈依天主教的比例明显上升，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比例。这意味着大量学生经历了虚无的阶段后，选择回归天主教。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年轻人表现出这种“左转”的倾向，我们在媒体上见得非常多，但“右转”的趋势则可能更加隐蔽。那些皈依天主教的同学内心向往的是一种传统，他们渴望建立家庭和生活中的秩序。

年轻人，特别是保守的学生，进入天主教的比例也在显著增加。即便不讨论大学生，在当今新右派中也是如此，例如万斯在2021年皈依天主教。确实，从某种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投机主义，但在我所接触的美国智库及部分教授中，他们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一些最聪明、最严肃的学生选择皈依天主教。这表明，新右派不仅会带有民粹主义的视角，也可能逐渐融合一些宗教色彩，比如天主教色彩。关于你提到的班上那位非常保守的黑人女孩，她的情况也许与此类似，她来自贫困的阿肯萨州，拥有一种新的基督教信仰，这是她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福音派文化。

对于美国网络保守派女性的评价，我觉得这是一个较常见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她们只是在博取流量，而从我对真正来自福音派传统的美国人的了解来看，她们中有很多人确实是坚信自己所表达的信仰，但此前可能不太活跃于网络中。在美国红州，福音派教徒中的一些人甚至选择不采取避孕措施，他们相信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我们班上的那位女孩就坚信，如果进行堕胎，就是在杀人。她在课堂上坚定而响亮地维护这个观点，毫无疑问这会与其他同学产生很大的争论。毕竟我们这个小组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精英学生，代表的观点非常少见。她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值得赞赏。

说到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美国大学，尤其是精英机构，对于政治正确的强调，常常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2020年左右，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的高峰，以及一系列的“MeToo”案件，这种自我审查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同学明显感受到，如果支持特朗普，根本不敢公开表达。而且，对一些不经意的可能带有歧视性的观点，例如种族与性别歧视的担忧，也让同学们感到害怕。因此，在大学里，自我审查的情况变得异常严峻。

然而，进入2024年后，我们逐渐看到这种自我审查的土壤开始松动。大家意识到，美国确实有一半的人支持特朗普，你要么选择忽视，要么选择面对。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学环境中的人，我在开始讲课时就告诉学生们，我会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我希望能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而这种安全不仅仅是指不被冒犯的安全，更是捍卫自己观点的安全，即不因持有观点而受到伤害的安全。在节目的中间，我们计划启动一个关于美国大选的系列节目，除了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外，我们也希望听到来自一线的声音。如果你生活在摇摆州，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两党争夺现象，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团队期待着你的来信，你的声音可能会在大选系列节目中与大家见面。联系方式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说明中找到，期待与你交流。

回到刚刚讨论的宗教话题，如果大量更偏精英的年轻人皈依宗教，那么在政治观点上，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且不太会保持中间立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逻辑自洽。在我观察中，美国的底层民众主要信奉的是福音派（Evangelicals），在南方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超大型的福音派教堂，他们在这里高声歌唱，流露出热情的宗教情感。然而在大城市的精英机构中，所看到的宗教倾向则是天主教。最著名的天主教运动领袖之一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Adrian Vermeule，还有圣母大学的教授Patrick Deneen。他们在美国精英天主教运动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声音比较响亮的知识分子。

这两位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整体主义”（integralism），在我看来，相对疯狂。他们希望政教合一，认为政府应当符合天主教传统中共同目标的理念。支持整体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逐渐增多，像万斯实际上也与这一群体关系密切。如今在一些智库的会议上，我感受到这股力量正在崛起。与我上大学时只见到一两个人相比，现在他们团体化现身，逐渐形成一种趋势。

例如，十年前的保守年轻人主要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社会价值方面表现出保守态度，但数量较少。现在他们首先表现出社会价值上的保守，然后再是外交政策上的保守，甚至在经济政策上不再是强烈的保守。许多新右派对小政府并没有特别大的执念，他们更关注的是家庭价值、宗教价值以及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相较于以往的新保守主义现象，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则显得完全相反，开始强调要离开北约、撤离中东。这个思维的转变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序列发生了变化，从经济保守逐渐过渡到社会价值保守，而这种社会价值保守在很多时候包含了天主教的理念。

在之前的一档节目中，我们提到基辛格在冷战威胁消失后，认为美国人会逐渐回归自我生活的状态。现在来看，这种预言似乎正在成真。无论是特朗普在辩论中的表现，还是提到的美国年轻人的观点，确实都在传达出一种思绪：为什么要关心那遥不可及的世界？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社区，不能让社区的瓦解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价值和生活质量。这种心态令我联想到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往往一团糟，如何仍有精力去关注更宏大的事务呢？他们只想过上简单而快乐的生活，拥有工作、幸福和必要的生活设施。

接下来，我想将这一话题引向性别问题。然而有一个悖论浮现出来：当中国年轻人将目光放向身边的小世界时，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而在美国，许多天主教年轻人则把家庭价值视为重中之重，他们希望回归传统家庭，追求结婚、生子等。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让中国女性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如此渴望传统家庭。毕竟在我们看来，身边的生活常常意味着无小孩的轻松生活。

然而，如今在一些精英大学里，许多年轻女性在选择家庭生活，甚至不少支持特朗普的女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生理上，更体现在社会地位上。有些现代女性对跨性别文化中对女性空间的侵占感到反感，因此选择成为保守女性，支持特朗普，认为他能保护传统的男女界限。然而，关于是否真的有年轻女性希望回归传统家庭，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中国，女性对于事业和家庭的选择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出现了一些精英女性，但在三线和四线城市，许多女性仍然认为相夫教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超过60%的女性支持哈里斯，而只有约20%的女性支持特朗普。这一现象在年轻女性中尤为明显，她们在捍卫独立和堕胎权方面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更为激进。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女性在投票时的倾向是性别差异，还是阶级差异？在一次讨论中，一位男生提到，虽然班上的男生普遍尊重女性，但一些反感女权主义和进步思想的男性往往不在这个教室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性多来自较低教育背景的群体，许多生活在农村并感到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男性也没有参与到这一讨论中。

这种现象引发了对性别与阶级关系的思考。若这些被忽视的男性能够被社会接纳，他们的性别差异观念也许会随之改变。女生提到，绝大多数单身女性是居住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并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单身男性则往往是生活在农村的低学历男性。这使得我们反思这些背后的性别和阶级关系。回到中国的情境，许多男性标榜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在成为父亲后，他们更愿意讨论如何更好地对待伴侣和孩子，展现出一种非传统的男性气质。

相对而言，社交媒体中对女性的攻击常常带有偏见，这与我在中国的观察不谋而合。我在班上听到的两个男生的观点，展现了不同的性别差异源头。第一位男生认为，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于社会，他甚至表示那些无法找到配偶的男性应该在社会上消失。这样的观点极端且不被普遍接受，而另一位男生则表达了他作为非底层男性所感受到的偏见，他认为当今社会在庆祝女性成就时，忽视了年轻男性所需的榜样。他提到，大学内的课程和奖学金主要面向女性和少数族裔，而年轻男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缺乏被重视和认可的氛围。

这位男生说，除了崇拜马斯克等人物外，年轻男性缺乏健康男性气概的榜样，反而更多的是在网络上找寻社群，发表对于进步文化的嘲讽。这种对他者的否定和嘲讽，成为了他们表达男性气概的一种方式。他感叹，无法找到健康男性气概的体现是一个普遍问题，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在性别议题上的复杂感受。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特别是如何在赞颂女性成就的同时，也能为年轻男性提供正能量的榜样和支持。

厌烦就是挫折，带着大量不断反馈的大学生们常常与我交流，他们表示：“我可能不同意这个人的观点，但我仍然珍惜讨论的机会。”我觉得在众多媒体上，确实有一些同学背诵了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演讲。他们的口气似乎将我视为智障，只能通过喊口号来告诉我“特朗普是希特勒”。搞得好像如果我不说特朗普是希特勒，就不能理解他的政策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一样。我感觉大家内心深处渴望被视为拥有理性判断的成年人。昨天，我与一群知识渊博的大学生们讨论时，他们提到了一点：“哇，我在政治课上阅读的不仅仅是林肯和1868年的辩论，还有20世纪初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写的演讲稿。”我的感受是，他们真的把自己的观众视为个体。

再看看如今政客们对待选民的方式，不仅是哈里斯，还有特朗普，他们将选民视为小朋友。许多年轻大学生表示：“我感觉到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但他们不知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确实，一些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沉浸在自认为安全的空气中，甚至不抱怨。然而，在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心中，我感受到普遍的无力感。尽管了解的门槛似乎随互联网降低，但垃圾信息的激增使得深入了解真正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关于把受众视为小孩，我确实想起哈里斯对年轻一代的演讲。他在一次集会上提到：“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一代，你们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对此，我直观地感到怀疑。你是否真的相信他喜欢这一代人？你刚才提到他们用越来越幼稚、简单易懂的方式交流，其实与大众媒体的变化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初期，缺乏大规模的媒体传播，人们主要通过文字表达，偶尔听到广播，广播的速度较慢，听众已经很激动了，信息量感觉很大。进入电视时代后，更加注重外表和表情，但拥有电视的人仍然是少数。而如今的社交媒体，其大众性远超以往任何年代，它并不要求你具备高水平的阅读能力，也不需要你花高价购买电视，只需拿起手机刷一刷。

这的确是现状，今天的政治领袖在发言时更多的是对大众，而非精英。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写的《思考，快与慢》指出，曝光后让你的系统一迅速反应，影响情绪更重要，而不是让你深入思考。因此，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矛盾的局面：政客们影响你的情绪，而不是让你去思考。思考过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大家都在拿你当猴耍。因此，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认为无力感来自于发现自己无力抵御这种趋势。大家都希望不被当做六岁小孩而讲话，希望政治是成年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幼稚园玩耍。

意识到达到这种共识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昨天的无力感部分来源于年轻人在反思时发现，解决方案往往不理想。例如，有位黑人女生表示：“我不希望为一个人投票，不想投票给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而想投给一个有一系列政策的政党。”她想回归建制派，认为政党应当有长老掌管权力，而不是当前这种以个人魅力为主的模式。此外，还有同学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民主，民粹倾向破除原本的壁垒，或许这是好事。也许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废墟阶段，经历劫难后可以进入新的政治阶段。

在和这些18到25岁感兴趣于反思的年轻人交流时，我感到他们普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正经历变革。他们生活在某种废墟中，但对于废墟之后将出现什么样的建筑充满不确定。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典型的建制派。当前选举的奇特之处在于一些影响力家族，如肯尼迪家族支持特朗普，而Liz Cheney，这位昔日副总统Dick Cheney的女儿，竟在支持哈里斯。

其实说到Liz Cheney，她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学校演讲。我还在跟同学们说，我两年前去听她的演讲时，当时有同学一边提问一边说：“你是一个战争罪犯，你凭什么轰炸中东、侵略伊拉克？现在你还站出来支持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你的立场完全不一致。”那场演讲真的有五个同学被保安扛出去了，因为他们在抗议。不过今天的区别在于，现在Liz Cheney是去给哈里斯站台的。我在和你聊天之前，还在和那群同学发短信，问他们有没有人在听Liz Cheney的演讲，是否有人抗议？我很好奇。那些在Liz Cheney演讲的同学给我反馈说，没有，现在大家都很支持她，并为她鼓掌，称赞她勇敢支持哈里斯。作为一个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她敢于背叛自己的党派去支持哈里斯，这也是一种土壤松动的体现。

今年我们看到一些特别奇怪的相互站台，我昨天看到一个新词，叫“政治出柜”，笑死我了。可能之前我们稍微提到了这个概念，但我还是想再追问一下。在做采访或者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觉得当年对越战的抗议，以及那时校园里反主流文化发生的一切，其实已经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八年中，疫情、Me Too、Black Lives Matter等等还有高企的通胀问题，这些事件对学生观点和背景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你刚刚提到宗教的影响，但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大学教育的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今天讨论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媒体作为一种传统机构信任的瓦解，我觉得大学作为传统机构信任的瓦解也很显著。在过去八年中，我认为大学作为中立机构的形象已经遭到削弱。

对于大学的信任瓦解，特别是在左倾的趋势显现后，保守派对此产生了强烈反应。60年代的变革导致许多人进入大学体系，成为教授。在2020年，保守派突然发现大学中的保守派不敢表态。根据我的观察，最近五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系统性的变化。首先，主要来自保守派对大学机构的信任在下降。以Elon Musk、Peter Thiel等硅谷精英为代表的一些反建制、反政治正确、反多样化的富豪们，开始选择投资甚至建立一些全新的大学。其中一所显著的案例就是名为UATX（University of Austin Texas）的新大学，该校今年9月刚开学，已募得2亿美元资金。我有四位朋友在那所大学任教，他们都是去年刚被聘用的。这所大学的创办目的就是反对政治正确文化，背后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迁至德州的硅谷精英。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趋势。现在已有七个或九个红州和紫色摇摆州的州立法者通过资金的支持，在州立大学内建立了一些独立于进步校方的公民教育机构，这个在美国被称为“公民中心运动”（Civic Center Movement）。这些机构的目标可能带有一些保守倾向，但其目的在于为本科生提供公民教育，告诉他们宪法并不是邪恶的，教育他们的美国历史不仅仅是奴隶历史。可以说这是对政治正确、反左倾的一种运动。Civic Center作为州立大学校园内的政治孤岛，最初出现在亚利桑那大学，现在佛罗里达大学也建立了汉密尔顿中心，经济来源同样是硅谷的资金。在德州和俄亥俄州，我能够想到的至少有七八所大学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经济资助。此外，我了解到哈佛当前也在筹备类似的计划，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在私立大学中，最具标志性的案例之一是某个尚未公开的计划。虽然细节尚不清楚，但我了解到他们已有资金支持该计划。因此，你问我大学教育有何变化，我看到的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私人机构在筹办一些反对大学传统体制的活动，另一种则是通过美国联邦制度中的州立法机构创造一些反主流叙事的机构。这些机构与大学校方之间其实是对立的。与一些德州和佛罗里达大学的政治孤岛人士交谈时，他们表示校方并不太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对抗校方。这样的状况与你可能比较熟悉的媒体世界很相似，出现了许多反主流媒体的小机构。美国大学校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过去五年里，各种瓦解传统大学权威的反建制小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我不太确定这个情况的评估会是好是坏。就像目前的媒体环境一样，大家对其感到分裂，似乎缺乏中立的平台。要么左倾，要么右倾，双方难以对话。若从乐观的角度看，或许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使双方有较量的空间。然而，若从负面的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学生在选择大学时，会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进行选择呢？如果更加左倾，他们可能选择更左的学校；若右倾，则可能选择马斯克创办的大学。这样一来，社会是不是会变得更加分裂？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实际上，在今年年初，我专门前往彼得·蒂尔举办的一个活动。尽管蒂尔并非该活动的创始人，但他确实参与了。从他所筹集的三亿或两亿资金中，并没有看到马斯克的名字，而是涌现出一大批硅谷大佬的身影。一个朋友在那里获得了教授职位，我去看他时，我们讨论了马斯克的一些趣事。马斯克最近将特斯拉的工厂搬到了德州，你在奥斯丁开车时，会随机遇到许多马斯克的狂热粉丝。在那个活动中，他们提到，马斯克最初想为新建的UATX大学投资建立一个名为“Musk Wing of Engineering”的工程学院，但他们拒绝了，表示不希望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马斯克愤而撤资，并表示想自己在德州开办一所马斯克大学。尽管目前这一计划尚未具体落实，但我想表达的是，这所学校确实很奇异。

我有四个朋友在那担任教职，他们提到所吸引的是一群在推特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Z世代。他们一方面崇尚科技，疯狂地认为AI和马斯克的科技主义能引领人类未来；另一方面又渴望古典教育。因此，这所学校的教育安排前两年教授古典哲学和政治学，后两年则教创业相关课程，教授如何在硅谷创业。这种独特的教育模式让我觉得有点诡异，仿佛是对古典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归。

此外，这所学校的运营方式也很特别，把它当作硅谷的创业项目来管理。众所周知，硅谷的一些富豪对传统大学文化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行政人员的数量和他们所支持的左派叙事。为了节省开支，UATX大学在行政人员方面采取了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甚至聘请互联网平台上的外国劳工来处理行政事务。身边的一些理智的教授们都在关注这个新兴大学的发展，观察它能否在这样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美国当前发生的变动，这所大学今年9月1日刚刚开始接受第一批学生的申请。

这一切显得尤为有趣，它彰显了美国在教育创新方面的种种变化，无论这些创新走向何方。例如，前几年在旧金山成立的Minerva大学，也展现了不同的教育尝试。如果我们观察这一代第一次投票的学生，就不难发现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与他们的父辈显然不同。大多数年轻人在青春期经历了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巨大分裂。而他们的失业率也相对较高，因而感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并不比父辈更好，这一点在两国年轻人中都有共鸣。此外，相较于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还面临沉重的学生贷款负担，无法找到工作时还款问题更是显得严峻。因此，这一批年轻人的未来无疑充满挑战。

他们面临的政治前景令人感到悲观，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从2016年开始，这一批年轻人的投票率从40%不到提升到了将近50%。这是2016年到2020年的数据。在这四年间，其他年龄阶段的投票率也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争夺异常激烈，所以各个年龄段的投票率都有所上升，但没有一个年龄段的上升速度像年轻人那么快。即便如此，年轻人的投票率依然是最低的。实际上，上个星期发布的哈佛公共舆论项目显示，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正在逐渐增强。虽然年轻人的投票率在历史上相对较低，但如果以乐观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对话，我想从我的角度说，至少生活在一个松动的土壤中，代表着思想的活跃度将会非常高。

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说，选一个候选人就可以了；而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选项则非常多，因此他们被迫摆脱懒惰，去寻找一个确定的土壤。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确定感会让人感到迷茫和无力，但从好的方面来看，它也让人更加珍惜那些值得去捍卫的观点。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值得信守的立场，将会让你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挑战的过程。

我一直以来很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制度是如何演进的。现在我们看到两党制度的讨论，比如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团制度的形成其实都有其演进的脉络。当前的争论和相互不服，正是为下一步制度的演进埋下了一些小伏笔。也许四年、八年，甚至二年、五十年后，我们会明白原来变化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我们还提到“feel chill”建的学校，现在的确有点奇怪，但能建立一个学校，就是一种好的尝试。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创造空间，这是非常可贵的。我最怕的是完全没有空间，无法去实践和表达不同的观点。起码现在，很多人正在尝试，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些全新的尝试。

非常感谢舒老师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美国年轻人的第一手视角。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年轻人与中国年轻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面临着不少迷茫的情况。谢谢舒老师，也感谢陶姐，今天的交流非常愉快。也许我们会有更多有趣的话题可以一起探讨，估计会有人对我们的讨论持不同观点，或者觉得我们的立场有偏颇，但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值得讨论的我们就继续讨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对我们来说将非常有帮助。同时，我们在2024年还推出了两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能给大家提供更优质和深度的内容。此外，欢迎您加入生动活泼胡同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的详情。感谢参与本次节目的后期制作人赛德兼至可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